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和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解释的那样：“用以色列的颜料来涂画我们反对占领的涂鸦，这样的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起义）爆发不可避免。”47

1987年12月，这种爆发终于发生了，导火索是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撞上了运送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回家的两辆面包车，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谣言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社区，称巴勒斯坦工人的死是蓄意谋害，这加剧了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葬礼于第二天举行，随后，大规模示威爆发，以色列部队用实弹驱散示威者，打死多人。

12月9日的杀戮引发的骚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迅速转变为一场反对以色列20年占领的民众起义。巴勒斯坦人称这场运动为“大起义”（Intifada），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起义”和“拭去灰尘”，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正通过直接对抗占领来清除几十年累积的羞辱。

大起义开始时是一系列同以色列当局的对抗，缺乏组织，不成章法。示威者摈弃使用武器，并宣布他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但他们投掷石块。以色列当局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到1987年12月底，以色列部队已经打死了22名示威者。以色列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暴力，反而更为频繁地引发新的抗议和对抗。

大起义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自发示威发展而来，在最初几周没有核心领导。根据萨利·努赛贝赫的回忆，这是一场草根运动，其中“每个示威者都做到了自以为的最佳，让那些更为出名的领导者在后面紧紧追赶”。48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穆兄会是加沙地带组织最好的政治运动，也是第一个对民众起义做出反应的组织。其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aykh Ahmad Yassin）是一位50多岁的截瘫活动家。与许多当地的居民一样，亚辛在194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沙。他十几岁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瘫痪，但他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穆兄会，成为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崇拜者。库特卜的著作经他转载与散发，在加沙地带广为传阅，流传之广，无以复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中心的慈善组织，通过该组织，他资助加沙各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和诊所，搭建起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网络。

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49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0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Abu Jihad）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51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