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52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53

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54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55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56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