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那个激励阿拉伯阿富汗人的人，自己在巴基斯坦安息了。1989年11月24日，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走近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主麻日祈祷时被汽车炸弹炸死。关于谁有可能下令杀害阿卜杜拉·阿扎姆，有许多说法，但没有定论。可能是阿富汗的敌对派系，也可能是乌萨马·本·拉登的圈子，甚至还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扎姆是一个叫作“哈马斯”的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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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45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用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扎姆·塔米米的话说，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46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