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每年的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都要举行阅兵式，这是纪念1973年战争的国定节日。开罗阅兵场的背景是一座现代金字塔，颇具戏剧感，这是安瓦尔·萨达特下令建造的十月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是埃及的无名战士墓。

武装部队日的游行庆祝是萨达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时刻，也即他成为指挥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横渡英雄”的时刻。这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1973年埃及领导阿拉伯军队打击以色列。这次打击发生在埃及与这个犹太国家单独媾和之前，媾和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地位。

萨达特竭尽全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武装部队日的游行上，在埃及和国际媒体的注视下，他亲临游行现场。至少在这一天，他可以忽略埃及被孤立的事实：作为对《戴维营协议》的回应，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将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这些措施更坚定了埃及政府的决心，要将1973年战争的成就作为国家荣誉来庆祝。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身穿礼服，坐在阅兵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内阁成员、宗教人士、外国政要和高级军官，呈现出国之大典的隆重。一排排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导弹发射器在金字塔形纪念碑和检阅台之间列队前进。一组密集的空军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拖着彩色的烟雾。评论员宣告：“现在炮兵来了。”此时沉闷的黄褐色卡车拉着榴弹炮驶近检阅台。

其中一辆卡车突然转向急停。一名士兵从驾驶室跳下来，向检阅台投掷了几枚眩晕手榴弹，而他的3个同伙则从平板卡车后面向聚集的政要们开火。这些叛变士兵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尽情地屠杀了30秒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们很可能一开火就射杀了萨达特。

这伙人的首领跑到检阅台前，近距离向伏地的萨达特总统开枪，直到一名总统卫兵开枪打伤了他。“我是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al-Islambuli），”这名刺客对着一片混乱的检阅台高喊，“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1

电视直播了萨达特遇刺，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个不起眼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暗杀了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伊斯兰革命的景象可能不再局限于伊朗，阿拉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伊斯兰主义运动，挑战世俗政府。


当哈立德·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杀了法老”时，他是在谴责萨达特，谴责他的世俗统治把人的法律凌驾于宗教之上。将伊斯兰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穆斯林社会必须按照“真主的法律”来统治，即源自《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和伊斯兰神学家的法律判例的伊斯兰法，统称“沙里亚”（sharia）。他们视自己的世俗政府为敌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法老”。《古兰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都严厉批判古埃及的法老，把他们描绘成把人的法律凌驾于神谕之上的暴君。《古兰经》中有不下79节经文谴责法老。那些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暴力对抗晚近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法老们”，以此作为推翻世俗政府和以伊斯兰国取而代之的必要手段。哈立德·伊斯兰布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伏地的总统萨达特斥为法老，从而宣布暗杀是合法的。

并不是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萨达特。1981年10月10日，埃及为安瓦尔·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际领导人参加了葬礼，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寥寥无几。与会者包括3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萨达特都曾和他们密切合作过。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率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他曾因缔结埃以和平条约而与萨达特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阿盟成员国中，只有苏丹、阿曼和索马里派代表参加了葬礼。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出席总统葬礼的埃及名流也很少。资深记者和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对萨达特怀有不满（在刺杀发生前一个月，哈伊凯勒同一群反对派人士一起被捕入狱），他反思说：“一个在西方被视为英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受哀悼的人，却几乎没有同胞哀悼他。”2

然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都很满意对萨达特最终安息之地的选择。对于那些尊敬这位“横渡英雄”的人来说，萨达特被埋在1973年战争纪念碑之下，面对着他被枪杀的检阅台，这是最恰当的。而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对“法老”被埋葬在他金字塔的阴影下也感到满意。

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刺杀了埃及总统，但他们缺乏推翻埃及政府的资源和规划。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被紧急护送离开阅兵场。在萨达特的死讯公布后不久，穆巴拉克被宣布就任总统。埃及安全部队逮捕了数百名嫌疑人，据称其中多人遭到酷刑。

6个月后，1982年4月，5名被告因参与刺杀萨达特而被判处死刑：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他的3个同伙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导师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ʻAbd al-Salam Faraj），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鼓吹对“非伊斯兰的”（即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发动“圣战”。对他们的处决使刺杀萨达特的刺客们成为殉道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斯兰主义团体继续使用暴力对抗埃及政府，企图将世俗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变成埃及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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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下的自由标志着阿拉伯人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些人则带着不安关注着这些新的发展，担心迅速的变化将会导致阿拉伯世界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论战，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抗击西方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伊斯兰价值观的侵蚀。此后几十年，穆兄会遭到越来越强硬的镇压。埃及的君主政权与纳赛尔政权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54年宣布取缔穆兄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转入地下，世俗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或西方自由市场式民主中获得灵感，这削弱了伊斯兰价值观。然而，镇压让穆兄会更为坚定地反抗世俗主义，并推广他们眼中的伊斯兰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里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新潮流，引领者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埃及思想家，名叫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之一。1906年，库特卜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在开罗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供职于教育部，担任教师和督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文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评论家。

1948年，库特卜获得两年政府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留学。他在北科罗拉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也在华盛顿特区和加州的斯坦福学习过。虽然他从东到西穿行过美国，但却没有那种典型的交换学生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1951年，库特卜在一份伊斯兰主义期刊上发表反思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