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的随行人员之一，负责协助将他的讲话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塔巴拉完全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震慑了，她回忆说：“我就紧随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后，进入了这幢玻璃建筑物的正门。除了少数礼仪上的细节之外，阿拉法特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顶峰、一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利者的胜利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亲眼看到阿拉法特登上联大讲台，接受来自联合国大会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一场景激发了塔巴拉内心深处“对于拥有巴勒斯坦血统的自豪感”。32

阿拉法特发表了一次很长的演讲，总共101分钟。哈立德·哈桑日后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团体合作——草稿，草稿，然后是更多的草稿。在确定我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又邀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发言稿进行了最后的审阅。”33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讲，一次对正义的呼声，最终意义上也是一次面向巴勒斯坦听众以及那些巴勒斯坦革命斗争支持者的演讲。演讲的宗旨并非要引导巴勒斯坦公众，或推动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政策。阿拉法特在其运动内部并不享有足够的支持来暗示任何对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听——为抗议巴解组织主席的出席，以色列代表抵制了阿拉法特的演讲。

在演讲中，阿拉法特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哈马米关于两国方案的呼声，而是回归了其长期的“革命理想”，即在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能够公正、平等、友爱、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对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来说，这听起来与要求毁灭犹太国家的传统呼声大同小异。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34

阿拉法特在离开大厅时又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巴解组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公正与国家的呼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然而，阿拉法特更需要的是支持者，而非勇敢的姿态。仅仅两年后，当丽娜·塔巴拉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将在黎巴嫩内战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

1974年，巴勒斯坦运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宣称，1974年是“如此重要的一年”，当时巴解组织领导层正“致力于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和解”。然而，在阿拉法特的联合国演说之后，巴以谈判却未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哈马米和阿弗纳瑞继续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会定期地在报告或会面中向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汇报双方谈话的内容。哈立德·哈桑坚持说：“无论怎样夸大哈马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如果伊扎克·拉宾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我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公正的和平。”35但阿拉法特不敢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让步，而拉宾也不可能推动建立一个他本人坚决反对的巴勒斯坦国。

1974年后，随着巴以双方各自强化其立场，哈马米和阿弗纳瑞也开始面临其社会内部极端分子越来越大的威胁。1975年12月，一个疯狂的以色列人在阿弗纳瑞位于特拉维夫的住宅附近持刀袭击了他，导致他严重受伤。1978年1月，哈马米因与以色列人的会面在其伦敦办公室内被枪杀，背后指使者是巴勒斯坦拒绝派的艾布·尼达勒组织（Abu Nidal Group）。杀手只在哈马米头上开了一枪，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咒骂他为叛徒，随后就溜入伦敦的街道中逍遥法外。36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

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随着国内人口平衡的变化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初，法国人从其叙利亚托管国中划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以便使受其保护的基督徒能在其中构成人口多数。然而，黎巴嫩的穆斯林群体（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的人口增长率更高，至20世纪50年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包括占主导地位的马龙派，以及希腊东正教派、亚美尼亚人、新教徒和一些更小的教派）。1932年人口普查显示，基督徒人口略多于穆斯林，而这也成为黎巴嫩最后一次官方人口统计——直至今日，黎巴嫩国内仍缺乏关于其人口构成的准确数据。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穆斯林人口愿意将政治主导权让给基督徒，以换取基督徒将黎巴嫩融入阿拉伯世界、远离其前殖民宗主和保护国法国的承诺。双方于1943年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一种“社群性”或教派性的体制，其中政府最高职位被分配给黎巴嫩各个社群，如马龙派的总统、逊尼派的总理、什叶派的议长。议会席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以6∶5的比例进行分配，稍有利于基督徒。

这一权力分配方案在1958年内战中首次受到挑战。美国的干预以及1958年9月改革派总统福阿德·谢哈卜（Fuad Chehab）的当选恢复了黎巴嫩的现状，使得这一教派政治体制又维持了10年。60年代末期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的兴起，催化了对教派体制的又一轮攻击。

巴勒斯坦人以特殊的方式打破了黎巴嫩的政治和人口平衡。1950—1975年，黎巴嫩国内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由12.76万人增至19.7万人，然而1975年黎境内巴勒斯坦实际人口已接近35万人。37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是穆斯林。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计入黎巴嫩人口或被给予公民权，但其在黎巴嫩境内的存在仍然意味着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长。1969年之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政治沉寂状态。1969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代表巴勒斯坦游击队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民兵被驱逐出约旦领土，黎巴嫩自此成为巴解组织活动的总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政治上则趋于激进化。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构成了如此大的挑战，以至于有人指责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黎巴嫩，有很多人将1975年内战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上。前总统卡米勒·夏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是最具影响力的马龙派领袖之一，在他看来，这场冲突从来就不是一场内战，“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一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而且被黎巴嫩穆斯林加以利用，以帮助他们“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38夏蒙略去了好多事实——实际上，黎巴嫩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巴勒斯坦人不过是一场旨在重新界定黎巴嫩政治的冲突中的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初期，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及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左翼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运动”的政治联盟，其目标即推翻黎巴嫩陈旧的教派政体，以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该联盟的首领是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琼布拉特1917年出生于其家族的势力中心穆赫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