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村，早年曾在巴黎和贝鲁特耶稣会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6年在其29岁时第一次进入黎巴嫩议会。他曾这样表示：“只有一个世俗的、进步的、摆脱了教派主义的黎巴嫩才有希望存在下去。”39在他的批评者看来，琼布拉特呼吁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无非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据估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徒人口比例已达到55∶45），并终结黎巴嫩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对琼布拉特而言，巴勒斯坦人只是一场本质上发生在黎巴嫩人之间的战争的一个推动因素。他分析道：“如果黎巴嫩人并没有为爆发做好准备，那就不会有任何爆发。”关于黎巴嫩的属性，夏蒙和琼布拉特的分歧难以逾越。马龙派领袖夏蒙执意于要维护《民族宪章》中的权力分配方案，亦即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权地位。琼布拉特和民族运动则要求建立一套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全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将有利于占黎巴嫩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围绕黎巴嫩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争夺双方都自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位同时代的作者将夏蒙和琼布拉特描述为“其支持者眼中的完人、反对者眼中的恶魔”“彼此之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且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官邸和执念之中”。40

1975年春，现状的维护者与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1975年3月，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的穆斯林渔民举行罢工，抗议一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毁掉生计的新渔业垄断。获得垄断特权的财团恰好是在卡米勒·夏蒙和其他几位马龙派商人运作之下，从而使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属于企业行为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教派议题。渔民发动示威游行，由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军队奉命来镇压，民族运动则将军队的介入谴责为一支“马龙派军队”对马龙派大资本利益的保护。3月6日，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个左翼纳赛尔主义政党的逊尼派领袖马阿鲁夫·萨阿德（Maʻruf Saʻd）。萨阿德之死在赛达引发了民众暴动，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和黎巴嫩左翼民兵成员联手，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很快便由赛达蔓延到了贝鲁特。4月13日周日，一车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马龙派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教堂。杰马耶勒是黎巴嫩最大的民兵组织、右翼的马龙派长枪党的创始人，据估计该组织拥有约1.5万名武装人员。枪手当场打死三人，包括杰马耶勒的一位保镖。一心要复仇、愤怒的长枪党成员当天便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当时这辆车正好路过基督徒郊区艾因·鲁曼尼，车上28名乘客全部被杀害。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开，黎巴嫩人立刻就意识到暴力的突然升级预示着战争。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去上班，学校停课，街上也空无一人，贝鲁特人都躲在家里急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者读报，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在间断的枪声中电话交流本地的消息。

内战爆发时，丽娜·塔巴拉正在贝鲁特工作。1974年，她曾协助亚西尔·阿拉法特翻译其讲话。在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后，塔巴拉回到黎巴嫩，继续在黎巴嫩外交部工作。在很多方面，她代表了富有而国际化的黎巴嫩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住在贝鲁特市中心最优雅的街区之一。内战爆发之际，她只有34岁，是2个女儿的母亲，一个2岁，另一个4岁。

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塔巴拉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她是一位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混合血统的穆斯林。她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在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拒绝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并不好维持。从一开始，黎巴嫩内战就伴随着教派谋杀和野蛮的复仇杀戮。

5月31日，经过民兵组织间7周的战斗后，贝鲁特见证了其第一次教派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仅因宗教身份的原因就遭到杀害。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丽娜·塔巴拉，称穆斯林正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舒拉街区围捕基督徒。塔巴拉的朋友称：“有一个路障和一个身份检查站，基督徒必须下车，然后直接被拖进墓地。”当天有10位基督徒在贝鲁特被杀害，新闻媒体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41


整个1975年夏天，随着居民们适应了战争强加的种种限制，贝鲁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常态。一档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定期向听众提供安全和危险路线的实时更新。节目中，听上去可靠的播音员会宣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绕开这个区域，选择另一条路线。”随着1975年夏秋之交冲突的加剧，主持人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急切：“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日，你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现在你们必须赶快回家，赶快！”42广播警报标志着贝鲁特市中心一场新的战役的开始，敌对的民兵把该区域内两座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观测和轰炸敌人的平台：一座名为穆尔塔的未完成的摩天大厦俯视着贝鲁特的商业中心，这座建筑也成为逊尼派左翼民兵组织穆拉比吞（Murabitun）的大本营；而位于贝鲁特酒店区中心的高层建筑假日酒店则处于马龙派长枪党民兵的控制之下。

在整夜的战斗中，敌对双方从两座高楼上互射导弹和弹药，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975年10月，民族运动武装——塔巴拉称之为“伊斯兰进步分子”——包围了酒店区并成功围困了马龙派军事力量。基督徒民兵最后得到了卡米勒·夏蒙的救援，后者利用其作为内政部部长的权限，在酒店区四周部署了2000人的黎巴嫩政府军，作为敌对双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在11月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没有人对战争就此结束存在幻想。

12月，路障重新归位，对无辜者的无谓杀戮也再度重启：4名长枪党成员遭到绑架，之后发现被杀；作为报复，长枪党民兵杀害了300—400名平民，身份证显示受害者全部为穆斯林；穆斯林民兵则以牙还牙，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她正是在这一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无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横亘的鸿沟已经不再可能；在‘黑色星期六’之后，一切都走得太远了。”自此，丽娜开始认同于穆斯林的事业。“我感觉仇恨的种子和复仇的欲望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希望穆拉比吞或者其他任何人双倍地报复长枪党人。”43

到1976年初，外部势力开始在黎巴嫩人的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数月的激烈交火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吉普车、制服、火箭弹和炮弹，而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昂贵。为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从武器泛滥的邻国获取武器。石油繁荣的结果之一即中东地区军售的快速增长；诸邻国正是抓住黎巴嫩内战升级的时机，通过武装不同的民兵组织向黎巴嫩施加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系统，很快，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欧洲制造商与美国人展开竞争，向亲西方的“温和”阿拉伯国家出售重型武器。举例来说，1968—1978年沙特的国防开支由1.71亿美元猛增至超过130亿美元。44随着地区大国试图影响黎巴嫩国内局势的发展，过剩的武器开始被用来补给交战中的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丽娜·塔巴拉报道了关于沙特支持基督徒民兵组织的传闻，“因为利雅德政权出于对假想的共产党人夺权的恐惧，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