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扬两国方案的构想，因为这牵涉到结束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受到广泛支持的武装斗争。就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而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的。相反，阿拉法特在1974年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在能够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措辞，曲折地表达了其新政策。

接下来，他还必须获得作为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其新政策的支持。1974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阿拉法特提交了一份旨在将巴解组织限定在“民族权力机构”框架内的十点方案。然而，为了确保不受巴解内部强硬派的阻挠，该方案又重新确认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同时排除了对以色列任何形式的承认。大会采纳了阿拉法特的纲领，但巴勒斯坦人很清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巴解组织看起来依然是一个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


若想作为流亡政府而获得承认，巴解组织显然需要以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1973年，阿拉法特任命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担任巴解驻伦敦代表。哈马米出生于港口城市雅法，1948年随家人一起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在叙利亚长大，并在大马士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作为一名坚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哈马米很快便与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良好关系。

1973年11月，哈马米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写道：“很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一个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一揽子和平计划中，都是必要的一部分。”他也成为首位提出这一方案的巴勒斯坦代表。“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言，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绝非小事，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各方诉求的公正和平”——这里的各方显然暗示包括以色列。该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添加了一个注释，强调哈马米“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而哈马米公开发表上述观点的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7阿拉法特通过其驻伦敦代表，已成功地开启了一条通向西方甚至以色列的渠道。

一位名叫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的以色列记者与和平活动家在读到哈马米的文章后感到极为振奋。阿弗纳瑞在委任统治时期移民到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加入伊尔贡。后来，当有人指责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联络时，他就会用这样的话让后者闭嘴：“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论恐怖主义，我曾经是一名恐怖分子。”阿弗纳瑞曾在1948年战争中负伤，随后作为独立人士三次入选以色列议会。尽管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弗纳瑞却一直倡导两国方案，远早于阿拉伯世界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人。梅纳赫姆·贝京曾在议会辩论中这样嘲笑他说：“阿拉伯的阿弗纳瑞们在哪儿呢？”28读过哈马米的文章之后，尤里·阿弗纳瑞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的巴勒斯坦战友。

1973年12月，哈马米为《泰晤士报》撰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一次公开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相互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承认彼此为两个民族，享有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紧随这一承认之后的应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建立。”29基于第二篇文章，阿弗纳瑞断定哈马米的观点肯定反映了巴解组织内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调整。一位外交官可能会发表一次轻率言论但却保全了职务，但屡犯者几乎肯定会遭到解职。只有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支持下，哈马米才有可能提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对方地位之类的提议。

阿弗纳瑞决心要与赛义德·哈马米取得联系。1973年12月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阿弗纳瑞会见了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请求后者安排一次与巴解组织代表的会面。会面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暴力肆虐的大气候下，无论是巴勒斯坦派系还是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都在积极地针对敌人开展暗杀活动。但哈马米和阿弗纳瑞都愿意承担会面的风险，因为两人都确信两国方案中承载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希望。

1974年1月27日，两人在阿弗纳瑞位于伦敦的酒店中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哈马米陈述了他的观点，阿弗纳瑞将其总结如下：

两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存在。

他不喜欢新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方式。他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他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

既然以色列国存在，它就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正如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一权利一样。当前，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两国人民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他不喜欢伊扎克·拉宾，也理解以色列人没有必要喜欢亚西尔·阿拉法特。每个民族必须接受另一方选择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在不受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干预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和平必须源于这一地区本身的人民。30

阿弗纳瑞则向哈马米强调以色列是其犹太公民拥有的民主政体，要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必须改变以色列公众的意见。日后，他回忆自己是这样同哈马米说的：“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31

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西方媒体上呼吁两国方案之外，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哈马米，都并没有其他办法来进一步赢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然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一表态实际上象征着巴解组织政策一次重要的转向，其激进程度要比巴解组织领导层敢于公开表达的大得多。尽管阿弗纳瑞与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之间的会面继续被维持在最高机密状态，但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事上，哈马米的温和信号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马米向西方世界展示巴解组织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人谈判以达成和解的准备。阿拉法特的联大讲话则提供了阿弗纳瑞认为的推动以色列政策转变所必需的某种“戏剧性事件”。


对阿拉法特而言，1974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峰会上，阿拉法特击败了其老对手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保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认可。1974年10月29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巴解组织给予了一致支持，并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这一决议，对侯赛因国王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以及约旦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领土主权的要求，构成了沉重打击。阿拉法特离开拉巴特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流亡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在拉巴特大获全胜15天之后，阿拉法特为确保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利的支持而空降联合国。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塔巴拉（Lina Tabbara）是阿拉法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