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只是为赢得全世界注目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述了一系列减产和禁运的计划，以迫使工业大国修正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公报写道：“所有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即刻起将分别削减其石油产量，削减比例不得低于其9月份产量的5%，在之后的每个月将维持相同的减产比例，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20

石油部长/大臣们还向友好国家确认他们将不会受到上述措施的影响。他们解释说，只有“那些向敌人以色列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国家，会面临严厉、渐进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削减，直至最终完全停止供应”。考虑到美国、荷兰与以色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被威胁将面临完全的禁运，“直到诸如美国、荷兰或其他任何积极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的国家改弦易辙，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占领、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达成的共识”。

在战场和石油市场中展现其实力之后，阿拉伯国家开辟了一条外交战线。阿拉伯产油国公布上述联合公报的当天，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四国外交部部长/大臣就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部长/大臣们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质问，为何第242号决议之前从未得到过执行。“基辛格非常坦诚地回答说，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他表示弱者没有资本进行谈判。过去阿拉伯人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们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人取得了超出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认为有可能取得的成就。”21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美国人只讲实力。

尼克松政府发现自身的处境异乎寻常地困难：既想安抚阿拉伯世界，又不想以以色列的安全为代价，但这一做法已然违背了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从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决心，要保证配备有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压倒配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补充即将耗尽的军火时，尼克松政府于10月18日批准法案，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公然支持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产油国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实行完全禁运。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下调了25%，油价突然飙升，最终于1973年12月达到每桶11.65美元的峰值。在6个月的时间内，油价涨至原来的4倍，严重扰乱了西方经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石油储备的减少，司机们开始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被迫接受对稀缺汽油资源的配给。

西方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民众的压力，要求结束石油禁运，而解决石油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已经达成了其战略目标，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地区外交。考虑到埃及军队仍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固守阵地，国际社会将运河视为埃、以两国实际边界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埃及领导人现在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结束战争，并巩固自己的收益。

战事拖得越长，萨达特的军事处境就越不利。到了10月的第三周，以色列已发起了攻势，以军部队深入到距开罗60英里、距大马士革仅20英里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人也为这些收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在战斗中死亡、超过8800人受伤——伤亡数占以色列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后者在战争中付出了8500名士兵死亡、约2万人受伤的代价。22

以色列的反击引发了超级大国间的新一轮紧张。随着以色列人威胁要包围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第三军，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呼吁双方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否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苏联将可能被迫单方面介入，以便保护埃及军队。面对处于警戒状态的苏联红军和海军，美国情报机构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将核威慑引入冲突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安全官员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首次将其军队置于高度核戒备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剑拔弩张，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合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十月战争。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同样迫切地期待早日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武装冲突。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双方现在都准备放下武器。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协调停火事宜。当天，安理会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更早的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呼吁召开和谈，通过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阿以分歧。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将处理1967年以色列占阿拉伯领土问题作为公正、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第一步。

1973年1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在美、苏两国的联合支持下，来自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未能获得归还阿拉伯国家所有被占领土的保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拒绝出席会议。与会者中并没有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人坚决不同意巴解组织参会，约旦人也不乐意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代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日内瓦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最终的定论。阿拉伯代表在会前并未协调一致，其发言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埃及人用巴勒斯坦领土来指代约旦河西岸地区，从而削弱了约旦在谈判中的地位，约旦人则感觉埃及人是在惩罚他们未参与1973年战争。约旦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ʻi）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军。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则坚持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边境线之内，并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次会议唯一重要的成果即建立了一个埃、以联合军事工作组，以便就埃、以军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而进行谈判。

在这次失败的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确保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而开启了多轮密集的穿梭外交。1974年1月18日以及同年5月，埃、以双方及叙、以双方先后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埃及重新获得了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在西奈的埃以边界之间则设置了一个联合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区。叙利亚人则同样收回了1967年失去的戈兰高地领土的一小部分，在戈兰高地的叙以边界之间同样有一支联合国缓冲部队。鉴于战争已结束而外交努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其目标已经实现，并于1974年3月18日结束了石油禁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分析家都将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视为完美无缺的胜利，穆罕默德·海卡尔就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产油国让步得太多且太早。阿拉伯人在施加石油禁运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他们却在未实现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禁运。海卡尔总结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值得一提的只有：全世界终于看到阿拉伯人协调行动了一次，且石油——即便是笨拙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23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依然取得了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