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自己“受到这一巨大挑战的吸引”：他们需要打破1967年喀土穆峰会制定的禁忌，该峰会决议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协调一致，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谈判、不谋求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这位埃及总统先宣布了他的计划，然后才寻求阿拉伯各国元首的支持，这让后者大为光火。为避免与叙利亚决裂，萨达特亲自飞往大马士革，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简要介绍了其出访以色列的计划。阿萨德立刻提醒萨达特关于阿拉伯统一立场的问题。阿萨德对他说：“安瓦尔兄弟，你总是那么性急。”他警告道：“我理解你急迫的心情，但请你也理解一下，你不能去耶路撒冷，这是一种背叛。埃及人民不会接受，阿拉伯人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56

然而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1月19日，在布特罗斯-加利的陪同下，他登上了一架公务飞机，踏上了前往特拉维夫的45分钟的行程。布特罗斯-加利惊呼道：“我从未意识到（埃、以两国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对我来说，以色列陌生得像来自外太空的一块土地。”57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和敌意，这似乎是埃及人第一次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真实的国家，他们的感受非常复杂。埃及资深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捕捉到了萨达特在罗德机场走下飞机的瞬间。“当电视摄像镜头伴随着他走下舷梯，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所背负的负罪感被一种参与感所取代。无论对错，萨达特在政治和身体层面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他踏上了这块禁地，许多埃及人为之侧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惊骇不已。”58

次日即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用阿拉伯语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让布特罗斯-加利伤心的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英语讲稿并未被使用）。这恰恰是尤里·阿弗纳瑞一直以来敦促巴解组织应该摆出的勇敢姿态，以便向以色列公众证明，确实存在希冀和平的阿拉伯合作伙伴。萨达特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说道：“请允许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呼声。”他宣布： “我向你们传达来自埃及人民的和平信息，一条面向以色列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安全与和平的信息。”萨达特径直越过了以色列的立法者们，直接敦促以色列的选民“鼓励你们的领导人为和平而奋斗”。

萨达特继续对以色列议会内外的听众说道：“让我们彼此都坦诚一些，我们如何才能达成基于公正的持久和平？”萨达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示持久的和平必须基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他指责以色列人：“今天在以色列宣扬的口号，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质疑他们的去向，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号。”他继续说道，和平也不可能在占领他国领土的情况下出现。他呼吁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作为交换，以色列将被所有阿拉伯邻国接受和承认。萨达特强调：“正如我们真诚地寻求和平那样，我们同样真诚地欢迎你们和平、安全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壮举，在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开启了首个严肃的和平进程。然而，事实证明，通往和平之路还很漫长、艰辛，且布满了风险。走到谈判桌前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预期极为不同。萨达特希望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完全撤军，且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上，率领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贝京则无意做出这些让步，而且他削弱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他在以色列议会回应萨达特时坚称：“萨达特先生知道，正如在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已经告诉他的那样，我们关于和邻国之间持久边境的立场与他有所不同。”59在随后的谈判中，贝京宣称，愿意将西奈半岛以及戈兰高地的绝大部分分别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双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他断然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

以色列关于阿以全面和平协议的立场过于强硬，无法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贝京执意要保留定居点，同时出于战略考量，要求保留被占的部分叙利亚和埃及领土。以色列人愿意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最大妥协，是允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定程度的自治。事实上，贝京一直用圣经地名朱迪亚和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来称呼这两块地方。以色列人拒绝与巴解组织举行会谈，而巴勒斯坦独立或建国以及以色列归还部分耶路撒冷，更是毫无可能。以色列议会已然宣布耶路撒冷为这个犹太国家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声明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开启了这一勇敢的和平倡议之后，萨达特发现自己夹在拒不妥协的阿以双方之间进退两难。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追随埃及的脚步，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并未激励他们这样做。他深信与埃及达成和解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因为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有能力对这个犹太国家构成真正的威胁。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仅是次要议题，他也不愿为吸引他们加入严肃的谈判做出任何妥协。在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敌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埃及不得不单独与以色列人谈判。

为了将处境艰难的埃以和平倡议最终引向和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付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9月，卡特在位于马里兰州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特罗斯-加利再次作为埃及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会议。随萨达特飞往戴维营参会途中，他听着埃及总统的谈判策略，心中越来越感到担心。萨达特天真地认为他能够赢得美国公众对埃及谈判立场的支持，相信卡特总统将站在他这一边，迫使以色列为实现他本人的要求做出必要的让步。布特罗斯-加利认为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担心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人施压，到那时萨达特将被迫做出让步。”60

萨达特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埃及的立场的确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卡特总统也确实向贝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后者做出让步。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以及对22份草案的反复修改，卡特终于使双方达成一致。贝京同意从整个西奈（他曾计划退休后在那里安度晚年）撤军，但萨达特也被迫做出了妥协。重要的是，整份协议并未保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框架文件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设定一个5年的过渡期，规定以军撤出上述地区，同时在这两块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自治权力机构。然而，协议却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最终地位问题留待埃及、以色列、约旦及巴勒斯坦领土的民选代表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未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协议中也不包含任何惩罚措施。

为抗议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背叛，新任埃及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米勒（Muhammad Ibrahim Kamil）愤然辞职。但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978年9月17日，萨达特毅然前往华盛顿，在白宫的一次正式仪式上签署了《为实现和平协议的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寻求与以色列单独议和的决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惊恐不已。为应对这一危机，阿拉伯国家首脑于1978年11月在巴格达举行峰会。峰会上，阿拉伯产油国承诺在10年的时间内向埃及提供每年50亿美元的拨款，以弥补萨达特寻求与以色列议和背后可能的物质刺激因素。他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