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威胁一旦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和约，埃及将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也将从开罗迁往突尼斯。

但萨达特已经走得太远，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已然无济于事。经过6个月的进一步谈判，1979年3月26日，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再次回到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最终版本的埃以和平协议。在与以色列进行了5场战争之后，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将再也不可能在军事层面压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谈判确保自身的国家和领土诉求。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具备足够的筹码来向一个顽固的以色列施压，迫使后者归还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将永远不会饶恕埃及脱离阿拉伯阵营、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确保自身领土的做法。其他阿拉伯国家认为，阿拉伯人本来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为所有人达成一份更好的和平协议。

1979年3月埃、以签订和平协议后，阿拉伯国家立即将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践，切断了与埃及的关系，埃及也将花费2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完全融入阿拉伯阵营。萨达特装作满不在乎，但一贯自豪于本国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埃及人民，此刻却为自身所受到的孤立而深感痛心。1979年，他们沮丧地看着阿拉伯国家的国旗从阿盟总部以及开罗市中心使馆建筑上降下。1980年2月，埃、以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埃及人民又同样担忧地目睹了大卫之星在开罗新落成的以色列使馆上方冉冉升起。

埃及人民并不反对同以色列人议和，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一和平以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破坏为代价。埃、以两国现在实现了和平，但这一和平并未给任何一方的人民带来多少愉悦。


20世纪70年代末，阿以和平进程的光芒被现代中东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掩盖。尽管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之外，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

1979年1月，美国支持下的伊朗国王被一场伊斯兰宗教学者领导的民众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于美国失去了其在地区影响力的一根支柱，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同时，伊朗革命也对油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革命的混乱期，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伊朗实际上完全停止了其石油生产。在国王倒台引发的恐慌中，全球市场也经历了10年内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几乎涨至原来的3倍，每桶价格由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

在全世界消费者遭受损失的同时，产油国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出国口，也是富油国的典型代表。沙特的石油收入由1970年的12亿美元，增至1973—1974年间石油禁运高潮时期的22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危机后，沙特的石油收入在1979年时已飙升至700亿美元，在整个70年代增长了几乎60倍。包括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增长速率。沙特人则推出了阿拉伯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公共支出计划，年度发展开支由1970年的25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570亿美元。61

然而与其他产油国相似，沙特本身缺乏实现其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因而被迫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招募劳动力。埃及成为首要的劳动力输出国，但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以及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同样也是阿拉伯劳工移民队伍中的生力军。20世纪70年代，在产油国工作的阿拉伯移民劳工由1970年的约68万人，猛增至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130万人，据估计，至1980年已达到约300万人。这些阿拉伯劳工移民为本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1970年，埃及政府通过阿拉伯产油国的埃及劳工获得的侨汇收入为1000万美元，1974年时达到1.89亿美元，1980年时已增至约20亿美元，10年之内增长至原来的200倍。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敏锐地指出，这种富油国和贫油国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造就了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社会秩序”。在一个政治分歧深刻、尖锐的时代，阿拉伯人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却不断加深。这一新秩序具有相当的弹性来缓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敌意。当1977年夏埃及向利比亚开战时，在利比亚工作的40万埃及劳工没有一人遭到报复性的驱逐。即便在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议和的情况下，这种实用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在《戴维营协议》之后的几年内，产油国对埃及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增长。正如易卜拉欣所总结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已经使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层面的联系比其现代历史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62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石油市场的范围。伊朗国王是中东地区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君主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他的倒台引起了阿拉伯政客的警觉和思考。紧张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带着更多的疑虑来审视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自己曾问一位埃及记者：“伊朗革命有没有传播到埃及的风险？”后者向他保证说：“伊朗革命是一种病症，不可能传播到埃及。”63这位记者指出，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逊尼派，且埃及受到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保护，可免遭伊朗的传染。事实很快就将证明这位记者是错的：在未来的10年内，伊斯兰政治将迅速兴起并对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位政治领袖发起挑战，而其起点正是沙特。

伊斯兰政治对沙特王国的挑战起始于1979年11月20日。当时，一个自称“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者运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这一伊斯兰的神经中枢。该运动的领导人呼吁净化伊斯兰教，摒弃西方价值观，从沙特王室手中解放其国家，还指责王室伪善而腐败。僵局持续了两周以上，约1000名反叛者劫持了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最后，沙特人被迫派遣国民卫队对反叛进行了镇压。官方数据称死亡人数只有几十人，非官方的观察者则宣称有数百人在冲突中被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随后与63名追随者一道被处决，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来自埃及、也门、科威特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当麦加大清真寺仍处于被包围之时，沙特东部省份的什叶派社群于11月27日发动了暴力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着伊朗革命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画像，散发传单、鼓动推翻“专制的”沙特政权。沙特国民卫队的警力不堪重负，花了3天时间才扑灭了亲伊朗的示威游行，造成数十人伤亡。64

突然之间，即便是最富有、最强大的阿拉伯产油国在迅速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力量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新一代青年正在阿拉伯世界崛起，他们已不再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华而不实的空话。眼见阿拉伯国王和总统们正用腐败所得建造宫殿，并将个人权力置于阿拉伯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对本国的政治领袖不再抱有希望。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的无神论。他们相信美国代表着一支新的帝国力量，正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为推进以色列的利益而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从伊朗革命中学到的经验就是，伊斯兰教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