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度欢呼他为“渡河英雄”，现在他们对总统却失去了信心。萨达特并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对公众的吸引力。他需要兑现其对经济繁荣的承诺，否则就要面临被废黜的风险。萨达特越来越确信，繁荣只有在美国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1973年战争结束伊始，基于埃及具有说服力的军事表现以及对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萨达特成功说服了美国敦促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启了其独特的穿梭外交，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协调谈判，最终确保了两份西奈脱离接触协议的达成（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协议将苏伊士运河以及西奈的部分油田归还给了埃及。

收复苏伊士运河是萨达特的一项重要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在纳赛尔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避免了运河转变为埃、以之间的实际边界。其次是因为，运河是财政困难的埃及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美国的帮助下，埃及人将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炸毁的船只残骸清除出了运河区。1975年6月5日，萨达特重新向国际航运市场开放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路。通过运河的第一批船队来自“黄色舰队”的14艘船只。“黄色舰队”是一群因1967年战争而被迫滞留在“大苦湖”的国际汽轮，因花了8年时间来收集黄色灰尘而得名。尽管埃及为这些收获进行了庆祝，但《西奈协议》使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六日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绝大多数地区，而埃及国库还在为收支相抵而苦苦挣扎。

萨达特越来越急于为其国库获得新的资金，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阿拉伯邻国为敌，以便巩固自身的地位。出于对增加埃及收入的迫切需求，1977年夏，萨达特试图夺取隶属于利比亚的油田。根据当时的估计，利比亚每年的石油收入高达50亿美元。对一个人口还不足埃及零头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保护这些财富的军队，其规模也只有埃及的一个零头。在疯狂的机会主义想法的刺激下，萨达特将苏联向这个富裕邻国提供武器作为入侵的借口，仿佛利比亚的军火库对埃及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7月16日，萨达特从西奈的以色列前线撤回了其部队，向驻扎在西部沙漠的利比亚军队发动了进攻。埃及空军轰炸了利比亚基地，为地面部队的入侵提供了空中掩护。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萨达特做出了误判。无论在［埃及］民众还是军队看来，撤下对付敌国以色列的部队去攻击一个阿拉伯邻国都毫无道理。”

埃及对利比亚的进攻持续了9天。埃及民众反应冷淡，华盛顿则公开反对埃及毫无理由的入侵。美国驻开罗大使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对利比亚的任何入侵，萨达特被迫做出让步。7月25日，埃及部队撤出利比亚，双方冲突就此结束。海卡尔总结道：“所以，正是1月份的食品骚乱以及搞砸了的对外冒险……导致萨达特在1977年年中得出结论，埃及必须与以色列就全新的两国关系展开谈判。”52如果萨达特无法增加国库收入，他就会面临更多的食品骚乱。他又无法确保从其阿拉伯兄弟手中获得资金，无论是通过说服还是强制的手段。但一旦成为与以色列缔结和平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就可能获得大量的美国发展援助并吸引可观的外国投资。考虑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策略具有很高的风险。但萨达特之前已经冒过很大的风险，还获得了成功。

与以色列和解的障碍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难以跨越。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打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工党对政府的垄断。在贝京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坚决主张在以色列于1967年6月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保留这些土地。很难想象会有一位比这位前恐怖分子、大以色列的倡导者更顽固的谈判对象了。然而，正是贝京进行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向埃及总统释放了一些和解信号。齐奥塞斯库劝告萨达特说：“一旦工党上台、利库德集团在野，达成和平协议将不再可能；但在二者角色互换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前景还稍好。”这是因为，工党（做在野党时）阻挠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要稍小。53

萨达特回到埃及后，开始考虑这项不可想象的任务——直接与以色列人展开谈判，以确保一项阿以和平协议。在十月战争中，他已经展示了埃及的军事领导地位。通过引领和平，他将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正如1972年首次提出该话题时他的将军们反对与以色列开战一样，他知道他手下的政治家们也会抵制他的和平计划。他需要重组政治团队，引入一些更少抵制变革的新人才。他选择了一位完全的外来者来协助制订他的和平计划。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出生）是开罗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国王时期，他的祖父曾担任过首相，他的叔叔则担任过外交大臣。加利出生于一个土地贵族家庭，1952年革命后，根据新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其家族的农业地产被没收。

埃及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布特罗斯-加利本人却是一名科普特基督徒，他的妻子则出身于埃及一个显赫的犹太家族。1952年革命以来，上述身份特点曾迫使布特罗斯-加利远离埃及政治舞台。现在萨达特决定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同样的身份特点却使他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1977年10月25日，这位日后将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大学教授很吃惊地得知，自己在一次内阁重组中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部部长。

进入政府后不久，布特罗斯-加利参加了11月9日萨达特向议会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说中，萨达特首次暗示了与以色列合作的意愿。萨达特这样告诉出席的各位议员：“我已经准备好走到天涯海角，如果这样做能以任何方式保护一位埃及儿童、战士或军官免受杀戮和伤害。”谈到以色列人，他继续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去他们的国家，甚至去以色列议会和他们会谈。”

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同样出席并聆听了萨达特的演说。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说，阿拉法特“是对这些话报以热烈掌声的第一人。无论是阿拉法特、他的同事还是我本人，都没有理解总统所说的这番话的含义”。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萨达特真的计划于近期前往以色列。54然而一周之后，布特罗斯-加利完全理解了萨达特这番话的意思。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要求他起草一份演讲提纲，“总统将于下周日在以色列发表这份讲话”。布特罗斯-加利兴奋地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正像萨达特预料的那样，他手下的很多政治家都反对他的计划：外交部部长伊斯玛仪·法赫米（Ismail Fahmi）、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Muhammad Riyad）双双辞职，而非陪同总统前往耶路撒冷。预计出发时间前两天，布特罗斯-加利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部长，受邀加入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总统代表团。他的朋友们劝告他不要同去。布特罗斯-加利日后回忆说：“空气中几乎可以闻到恐惧的气氛，阿拉伯媒体非常恶毒，他们写道：没有穆斯林愿意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他选择了基督徒布特罗斯-加利，后者还有一个犹太妻子。”55但新上任的代理外交部部长却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