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而后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威望最多也只能说有限。舒盖里出生于黎巴嫩一个混合了埃及、希贾兹、土耳其多种血统的家庭，截至1963年一直担任沙特驻联合国代表。阿拉法特和其他法塔赫积极分子深信，阿拉伯各政权建立巴解组织乃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非帮助他们投身于祖国解放的事业。

起初，法塔赫试图与巴解组织合作。阿拉法特和赫莱夫在舒盖里访问科威特期间同他举行了会面，并派遣代表参加了1964年5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受邀参会的422名代表——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重组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扮演着某种流亡议会的功能。大会通过了一整套目标，这些目标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中被奉为金科玉律。该新组织甚至呼吁建立一支巴勒斯坦民族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军。法塔赫在大会上彻底被边缘化，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决心要抢这个新巴勒斯坦官方机构的风头。为了抢占先机，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武装袭击。

法塔赫的第一次反以行动在军事层面是一次失败，但在宣传层面却大获成功。按计划，三支突击队将于1964年12月31日分别从加沙、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然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有意避免巴勒斯坦人激怒以色列人，深知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使他们自己的领土面临严厉的报复。埃及政府在行动开始前一周拘捕了加沙的法塔赫敢死队；黎巴嫩安全部队在第二组人马抵达黎以边境前实施逮捕；第三支队伍于1965年1月3日由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在一个灌溉水泵站内安放了爆炸装置，但在爆炸前，以色列人便发现并解除了爆炸物。返回约旦境内后，这些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随即被捕，一名游击队员在拒捕中被杀。法塔赫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烈士，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自己的阿拉伯同胞所杀。

与法塔赫的实际军事目标相比，这些最终未成功的袭击的象征意义远为重要。1965年元旦当天，法塔赫假托“风暴”（al-Asifa）组织之名发布了一条军事声明，宣称：“我们的革命先锋队破土而出，坚信武装革命才是回归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资助者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战场上，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37

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因这则消息而振奋不已。“1965年1月1日，法塔赫为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武装斗争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写道，他全家在1948年被逐出海法。对莱拉而言，上述行动象征着巴勒斯坦革命的开端，也是迈向其祖国解放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度过了17年，生活在阿拉伯领导人编织的幻想之中。1965年，他们决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非等待真主的佑助。”38

在最初的18个月中，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仍是一支边缘化的力量，很容易受到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遏制。萨拉赫·赫莱夫称，在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期间法塔赫共开展了“约200次突袭行动”，但他也承认这些袭击“在规模上很有限，并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或稳定造成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人在1967年的失败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言却成为解放的时刻。考虑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处于以色列人的占领之下，而非埃及或约旦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首次有机会以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代表的身份发声，正如1948—1967年期间那阵。此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被击败的阿拉伯国家手中获得了自由。过去，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施加着严格的限制。“六日战争”后，心怀愧疚的纳赛尔不再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自由，而是利用其已被削弱的威信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六日战争”结束伊始，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在其武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之后，侯赛因国王开始默许法塔赫的反以行动。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约旦河谷的卡拉迈村建立了指挥部。以色列人开始留意法塔赫的准备工作。1968年3月，法塔赫接到约旦当局警告，称以色列人即将对其位于卡拉迈的基地发动突袭。面对实力占优的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决定坚守阵地、抵抗敌军，而不是提前撤退。约旦人则同意从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提供炮火支持。

3月21日，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色列分遣队跨越约旦河，试图摧毁法塔赫的指挥部。约1.5万名以色列步兵和装甲部队向卡拉迈村和法塔赫训练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马哈穆德·伊萨，一位在1948年被迫迁离阿卡的难民，当时就在现场。伊萨回忆说：“我们收到命令，不要介入行动的第一阶段，艾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化名］亲自过来解释说，在这样绝望的局势下，只有通过计谋，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我们。在物力方面，我们无力保卫卡拉迈。”事实上，据现在估计，当时在卡拉迈只有250名法塔赫游击队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当时以卡拉迈为基地的约8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成员。伊萨继续写道：“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伏击以色列人，并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39

伊萨和他的同伴在训练营外布置好阵地，以便在日落时分发起反击。伊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白昼慢慢地逝去，卡拉迈完全消失在暮色中，只剩下废墟。很多女人、男人和儿童遭到俘虏，还有很多人死去。”以色列人在约旦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这正是伊萨和他的同伴等待的时刻。

当（以色列）坦克从我们阵地边驶过的时刻，我们收到发起进攻的信号。无论对我还是我的同志们而言，这都是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已经憋气憋了太长时间。我们径直向前冲锋，但还嫌跑得不够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吃惊程度，他们眼见那些本以为已经埋藏在碎石瓦砾之下的突击队员现在突然向他们冲来。灯光熄灭了。跨越约旦河的桥梁被炸毁了。坦克的履带也停止了转动。在［约旦］炮火的掩护下，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在以色列人完全撤出约旦领土之前，巴勒斯坦人凭借枪榴弹和轻型武器摧毁了多辆以色列军车，并对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卡拉迈之战是为求生存、反抗强大敌军而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当以色列人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之时，卡拉迈之战也成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尊严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迈”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尊严或尊重）。然而，尊严的代价是高昂的。尽管阿拉伯媒体报告了一些夸大的数据，但至少28名以色列人、61名约旦人和116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40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拉迈之战却被奉为巴勒斯坦人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首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直面以色列人，同时证明其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法塔赫成为这次战役的首要受益者。莱拉·哈立德带着某种冷静的批评口吻回忆道：“阿拉伯新闻媒体夸大了这一事件，结果看来似乎离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数千名志愿者蜂拥而入，金钱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