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更是积压如山。法塔赫——一个由几百名半正规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组织——在阿拉伯人眼中似乎可以与1949年10月前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了。甚至连侯赛因国王也宣称他是一名突击队员！”41法塔赫的创立者之一萨拉赫·赫莱夫也表示他们的办公室已然被成群的志愿者淹没，志愿加入突击队的人数在战役后头两天就达到了约5000人。相应地，法塔赫反以军事行动的次数也迅速增长：从1968年的55次行动猛增至1969年的199次，在1970年的最初8个月中更是达到了顶点——279次。42


民众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尤其是法塔赫的支持，掩盖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分裂的宗派主义和深刻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催生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也导致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由游击战争走向了激进主义。

1967年战争后，巴解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艾哈迈德·舒盖里从未对广义上的巴勒斯坦运动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权，最终于1967年12月辞去了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尽管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处于接管巴解组织的优势地位，但法塔赫的追随者还是决定维持现状，保留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所有派系的门面，而法塔赫则成为巴解组织伞状结构下的主导性政党。1969年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在2004年去世前他将一直保留这一职位。

并非所有的巴勒斯坦团体都接受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医生出身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 1926—2008）领导下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与法塔赫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人阵”认为基于中国和越南模式，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相比而言，法塔赫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置于首位。这位“人阵”的领导人对法塔赫不屑一顾，认为法塔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敌对组织，并被他眼中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所玷污。

法塔赫控制了巴解组织之后，“人阵”领导层决定坚持他们自己通向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他们脱离法塔赫，以便通过在以色列境内的游击行动来寻求武装斗争；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高伤亡率（根据以色列数据，至1969年底已有1350名游击队员被杀，2800人被俘），这一策略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43为实现唤起对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关注的既定目标，“人阵”转而采取针对境外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高调行动。

“人阵”是参与空中劫持行为的首个巴勒斯坦组织。1968年7月，3名“人阵”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并命令飞行员在阿尔及尔降落。与劫持人质相比，劫机者更愿意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因而毫发无损地释放了所有乘客。1968年12月，卡拉迈战役的亲历者马哈穆德·伊萨在雅典清空并破坏了另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他收到上级的指示要向希腊政府投降，希望对他的审判能激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向全球听众展示巴勒斯坦议题的一个平台。伊萨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劫持并清空了飞机，随后在空荡荡的机舱内引爆手雷，并向迷惑不解的希腊政府自首。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其客机的回应，以色列人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炸毁了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中东航空的13架波音飞机。“我们感谢以色列人争得了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莱拉·哈立德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也非常赞赏他们如此大胆地炸毁了那些70%—80%的股权为美国人持有的飞机！”44

“人阵”认为其策略正在取得成果，坚信他们已然使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议题。“整个世界最终被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阿拉伯媒体无法忽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掩饰这些行动。”哈立德总结道。45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巴勒斯坦人正在赢得的声誉却是“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将削弱他们的运动在西方公共舆论中的合法性。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样，女性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艾米娜·宰哈布尔（Amina Dhahbour）是第一位参与劫机行动的巴勒斯坦女性，1969年2月她在苏黎世强行控制了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宰哈布尔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投身巴勒斯坦运动的女性。莱拉·哈立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频道听到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转告了她的女性同胞。“几分钟之内，我们集体庆祝巴勒斯坦的解放，庆祝女性的解放。”她回忆道。46

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