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是一个实际上没有我们参与……没有任何人想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比过去还要糟糕，因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锢，再要我们回归这一切太过艰难。1962年，一切禁锢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对我们而言可怕的方式。他们被拉回了原位，结果却排除了我们。13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随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在对抗阿拉伯“反动派”的斗争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盟友。埃及——在叙利亚分离后仍保持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称呼——立志于将阿拉伯世界内的系统性改革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铺垫。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因对反帝、阿拉伯认同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的强调，成为埃及的天然盟友。1964年6月，纳赛尔新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阵”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在推进阿拉伯社会主义方面的统一立场。14

纳赛尔因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自始至终的支持而受到赞扬。他也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受到自身话语的迷惑，纳赛尔本人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一群军官推翻也门王室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15

*

长期以来，也门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持自治，1918年则确保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独立后也门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 1869—1948），作为一个仅存于也门的什叶派小支派宰德派的首领，叶海亚在这个国家同时扮演着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角色。20世纪20—30年代，叶海亚通过对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也门北部部落领地的征服，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叶海亚在其统治期间，同时面临着来自沙特和英国人的压力：在北部，沙特夺取了叶海亚心目中“历史的也门”中的阿西尔和纳吉兰；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及其内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叶海亚进行的征服却在这个沿地域、部落和教派界限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制造了统一的假象。在其统治之下，也门与外部世界极少交流，长期聚焦于维持其国家孤立地位的政策。

1948年，叶海亚被一位部落谢赫暗杀，其子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1948—1962年在位）继位，也门的孤立地位也被打破。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艾哈迈德的王位并不巩固。1955年的一次未遂政变更加深了他对国内对手以及外部威胁的不信任，尤其是纳赛尔及其推翻“封建”政权的执着口号。总部设于埃及的“阿拉伯人之声”覆盖范围远达也门，传播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动人口号。16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纳赛尔通过广播对民众的直接讲话使伊玛目艾哈迈德在也门饱受压力，这也成为也门、埃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但纳赛尔并非一直对也门人怀有敌意。1956年，也门、埃及和沙特曾在吉达达成了一项反英协议。1958年，伊玛目艾哈迈德又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表示全力支持，并协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联邦方案。然而，艾哈迈德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包括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以及私营公司国有化的主张。他在诗句中谴责“以禁止的方式夺取财产”，称之为“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17

艾哈迈德上述关于伊斯兰法的讲话刚好发表于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因此激怒了纳赛尔。埃及宣布与也门断交，“阿拉伯人之声”加大了宣传的力度，鼓动也门人民推翻他们的“反动”君主。

第二年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9月，伊玛目艾哈迈德在睡梦中去世，王国转由他的儿子伊玛目白德尔继任统治。仅一周后，白德尔就被一次军官政变推翻，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邻国沙特的支持下，也门王室的支持者向政变者发起挑战。埃及则全力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及其军人统治者，在纳赛尔看来这也是阿拉伯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之间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一场也门内战，一场埃及人和沙特人之间的阿拉伯内斗，也是“进步的”共和秩序和“保守的”君主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这是纳赛尔主动选择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成为他的“越南”。

1962年9月政变后，埃及军队开始涌入也门。在未来的3年内，埃及部署在也门的总兵力由1963年底的3万人增至1965年巅峰时期的7万人，即埃及总兵力的近一半。

从一开始，埃及在也门的战争就毫无胜算。埃及人面对的是在其熟悉的地形上活动的部落游击队，超过1万名埃及士兵在5年的战争中被杀。考虑到埃及人始终无法将阵线推进到首都萨那以外较远的区域，惨重的死伤和胜利的渺茫开始严重削弱军队的士气。沙特人向保王派提供资金支持，英国人则提供隐蔽的支持，相比之下埃及人缺乏财政盈余来支持一场海外战争的巨额花销。但这些现实考虑并未左右纳赛尔的判断，他已经被其在阿拉伯世界推动革命性改革的使命所蒙蔽。他对在也门的长官说：“撤退完全不可能，那将意味着也门革命的崩溃。”18

纳赛尔乐于承认，他将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也门战争将影响埃及为对抗更迫切的以色列威胁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

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