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持续了近8年。冲突波及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战争结束时，超过1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失去了生命。

当阿尔及利亚人发起争取独立的斗争时，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会有大量人员伤亡。1945年，法国人对东部贸易城镇塞蒂夫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的镇压措施引发骚乱（民族主义者希望在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游行中，将阿尔及利亚旗帜与法国国旗并排举在一起），造成40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死亡。1945年5月期间，法国人对塞蒂夫示威者的过激反应，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法国人则部署了军舰、飞机和约1万名士兵来镇压起义。冲突中约100名欧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杀害，但死于法国报复性措施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法国政府承认约1500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军方将数字提升至6000—8000人，阿尔及利亚人则宣称死亡人数高达4.5万人。法国人试图将塞蒂夫事件作为对未来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警告。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再次发动反法起义时，对塞蒂夫事件的记忆仍像幽灵般困扰着他们。

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触目惊心的伤亡情况，反映出暴力报复的可怕逻辑。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深信，他们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恐怖行为，才能迫使殖民势力撤离他们的国家，而这一策略必然会引发后者可怕的报复。法国人方面则并不打算撤离这块历史最悠久、幅员最辽阔的北非属地，他们坚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可以被击败的边缘性力量，那些安于现状的阿尔及利亚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则将继续法国统治下的生活。结果是，这场充满了难以言说之恐怖的野蛮战争同时撼动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根基。

针对平民的暴行始于1955年8月“民阵”对菲利普维尔法国定居者的袭击，行动中阿尔及利亚战士共杀害了123名定居者（包括儿童）。经过了塞蒂夫的经历之后，“民阵”很清楚法国人为了复仇将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在广大阿尔及利亚民众中激起对法国人的仇恨。他们的预想非常准确：为报复菲利普维尔大屠杀，法国人据称杀害了超过1200名阿尔及利亚平民；“民阵”则宣称法国人杀害了1.2万人。结果，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志愿加入“民阵”。就这样至1955年底，“民阵”发起于1954年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已演化为全面战争。

随着数千名民众志愿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民阵”通过说服与恫吓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巩固了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控制。法国军方的挑衅性策略，促使多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运动与“民阵”联合一致，法尔哈特·阿巴斯等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在组织层面与“民阵”完成了合流。对于国内反对派，“民阵”则表现得冷酷无情。据估计，在独立战争的前3年内，“民阵”在其行动中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国人多6倍。至1956年7月，“民阵”已确保了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并将这场斗争同时定位为一场独立战争和一场社会革命。


“民阵”的领导层包括6位在5个起义省份即“战区”（wilayas）中组织抵抗运动的国内指挥官，以及3位常驻开罗的外部领导者。1954年民族主义起义爆发以来，法国人利用其广阔的情报网络全力搜捕“民阵”的国内领导层。在行动开始的最初6个月中，法国人成功击毙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逮捕了第一和第四战区的领导人。在国内领导集团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抵抗运动的主导权转入外部领导集团手中。

在“民阵”的3位外部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以及穆罕默德·黑德尔（Mohamed Khider）之中，本·贝拉声望最高（他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从各种意义上讲，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小村庄的本·贝拉，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子。他的母语是法语，1936年曾作为志愿兵在法军中服役，30年代末期甚至曾在一支法国足球队中效力，受到1945年法国对塞蒂夫起义镇压的刺激才转向民族主义政治。1951年本·贝拉曾被法国当局逮捕，但成功地从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中逃脱，后逃亡至突尼斯和开罗，并在开罗建立了一个“民阵”办事处。战争爆发后，本·贝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为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的诉求筹集资金和政治支持。

1956年10月，法国人成功地将“民阵”领导层一网打尽。根据可靠的情报，法国空军拦截了一架载有本·贝拉、艾耶特·艾哈迈德、黑德尔以及“民阵”的国内领导集团总协调员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的摩洛哥DC- 3飞机，并迫使该机降落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上述“民阵”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随后被转移至法国的监狱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剩余岁月。

法国民众欢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仿佛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裔著名作家穆鲁德·费劳恩愤怒地表示，“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似乎不会有助于恢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序曲。是什么的最终胜利？反叛的扑灭？叛乱的平息？还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信心、和平的新生？”3透过字里行间愤怒的反讽语气，费劳恩指出无论法国人希望什么，本·贝拉及其同事的被捕只会预兆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

本·贝拉被捕之时，暴力已然从农村传播至城市地区。1956年9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欧洲区被引爆的3枚炸弹彻底打碎了首都相对的平静，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场被称为阿尔及尔战役的血腥战斗的开端。“民阵”将战事推进到阿尔及尔，其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要煽动法国过度反应，从而在国内强化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同时在国外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孤立法国。自1956年秋至1957年冬，“民阵”组织了一系列致命的恐怖袭击。作为报复，法国人则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并滥施酷刑，以便暴露“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网络。阿尔及尔战役的确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法国人也确实遭遇了谴责的声音，但阿尔及利亚人为这些“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穆鲁德·费劳恩惊恐地关注着阿尔及尔发生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和“民阵”双方杀害无辜者的行为。他在1956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城里的袭击越来越多，既愚蠢又残暴。无辜者被撕成了碎片。但是哪些无辜者呢？谁又是无辜者呢？是那数十名在酒吧里喝酒的平和的欧洲人吗？还是在一辆血肉模糊的巴士边横尸街头的数十名阿拉伯人？”他以反讽的苦涩笔调反思道：“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绝望的呼喊，剧痛的叫号，极度的痛苦，如此而已，这就是和平。”4


“民阵”在阿尔及尔战役中动员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在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搬运炸弹，走私枪支，充当藏匿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使，为法国人通缉的活动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