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自由军官领导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纳赛尔主义”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相信，这位埃及总统胸怀一个宏大计划，来团结阿拉伯人民并领导他们进入一个独立、强盛的新时代。从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中，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已然实现。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种激进化的影响。随着英、法帝国主义迅速成为陈年往事，阿拉伯人也发现自身被卷入冷战政治的漩涡。至60年代，阿拉伯国家已分裂为亲西方和亲苏联两个阵营。冷战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联和美国为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使该冲突演化为一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看上去，阿拉伯人将继续经历分而治之的命运。

*

事实将证明，统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比纳赛尔预想的更具有挑战性。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1

叙利亚人在埃及统治下并不开心。叙利亚军官起初曾对叙、埃合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却痛恨埃及军官的颐指气使。当埃及土地改革计划被推行至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土地精英也被彻底激怒了。至1959年1月，叙利亚大土地所有者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耕地被没收，以备分配给叙利亚农民。随着政府扩大其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通过社会主义政令将部分公司的私人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叙利亚商人也发现自身地位受到削弱。普通叙利亚民众则因埃及官僚系统臭名昭著的文书手续而痛苦不堪。

埃及人将叙利亚政治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疏远他们。叙利亚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叙利亚政治家对于自身政党遭到解散且受制于埃及的单一国家政党深怀不满。纳赛尔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担任叙利亚地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将他在复兴党内的支持者安排到次要职位之上。为表示抗议，至1959年底，包括萨拉丁·比塔尔等埃、叙合并设计者在内的复兴党领导人已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中辞职。1961年8月，纳赛尔决定完全抛开叙利亚地区政府，通过一个常驻开罗的扩大化的内阁来统治叙利亚。

1958年2月，叙利亚军队曾领导他们的国家与埃及合并，现在又是他们策划了一次政变来切断这一联系并夺回叙利亚。1961年9月28日清晨，几支叙利亚政府军分队在黎明前进入大马士革，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并控制了广播电台。叙利亚过渡政府——一个完全的文职内阁——决定驱逐阿米尔，并于9月30日命令叙境内所有埃及人员全部离境，包括约6000名士兵、5000名文职人员以及1万至2万名埃及外来劳工。

纳赛尔对叙利亚分离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埃及军队武力镇压叛变，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平静下来并召回军队，接受了叙利亚的分离，“以便不流阿拉伯人的血”。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纳赛尔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而备受煎熬，这是他阿拉伯统一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具体体现，但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尝试追求这一梦想。”2

叙利亚政变后，纳赛尔最初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归咎于其反对者——约旦人、沙特人，特别是美国人。但叙利亚的分离也迫使纳赛尔对他自己的政策导向以及埃及革命的走向等尖锐问题进行思索。他从未意识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明显问题，即之前埃及是以一种准帝国的方式来统治骄傲的叙利亚人。相反，纳赛尔最终认为埃及、叙利亚合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未能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改革程度。作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回应，他将引入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以便清除阿拉伯社会中的“反动”因素，为未来阿拉伯人民的一次“进步的”合并铺平道路。

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项融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雄心勃勃却又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埃及政府加快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业已启动的私有企业国有化的进程，目标是建立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1960年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1960—1965），为工农业经济产量的扩大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农村地区，随着新出台的法律将最高土地持有面积由200英亩降至100英亩，始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被征用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埃及产业工人和农民在国家机构被给予了新的重要地位。

埃及新的政策导向被载入了1962年的《民族宪章》（National Charter）。这一文件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民族宪章》不仅为埃及展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还为在整体上重塑阿拉伯社会设定了理想。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该党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纳赛尔也放弃了颠覆冷战规则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命运与苏联相绑定，追随后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未来的合并方案留有余地，纳赛尔在埃及沿用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字。直到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寿终正寝，纳赛尔的继任者重新将埃及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社会主义将在埃及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埃及的政治语言明显变得更加教条主义。阿联解体后，纳赛尔批评的首要对象是“反动派”，即那些将狭窄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埃及在这一轮新的地区分裂中相当孤立，因为它与新兴的“进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之间关系恶劣。1962年，埃及才获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反殖民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

从1954年11月1日首次起义的爆发，到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