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骚动中进入了冷战的新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战末期重新获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情绪非常普遍，这也使得英国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国家里，英国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国仍保持着特惠盟友关系。

由于未能与英帝国统治划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效忠的君主们已然声名扫地。从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共产主义者，一批新兴的激进党派竞相争夺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同样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动荡的影响。年轻一代质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国人所建立的多党议会制的合法性，反而对革命共和主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但他们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基于伊斯兰过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化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们想打破帝国强权为分裂阿拉伯人而划定的边界，同时基于维系阿拉伯人的深厚历史和文化纽带，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统一才能恢复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批评本国政府的失败并要求阿拉伯统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处在这些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埃及医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纳瓦勒·萨阿达维（Nawal El Saadawi）1948年进入开罗医学院学习，当时校园里充斥着紧张的政治氛围。她在自传中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大学几乎成了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的舞台。”萨阿达维本人对民族主义政治并不陌生。她的父亲和她一起阅读报纸，谴责国王、军队阶层的腐败以及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父亲会告诉女儿说：“这是一种积习难改的三重苦难，除了推翻政权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人民必须觉醒，必须反叛。”1年少的萨阿达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当她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参与20世纪40年代末让整个开罗陷入瘫痪的民众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反映了埃及人民对于变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灾难后，埃及人对国内政党和法鲁克国王感到幻灭，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战后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在埃及停留了太长时间，惹人生厌。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华夫脱党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19个月的谈判却未能带来任何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英国人则拒绝承认协议的废除，因为这一行为将使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变为一支非法的占领部队。尽管英帝国处于收缩之中——1947年英国人已经撤离印度，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苏伊士运河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鉴于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目标，华夫脱党开始通过其他方式向英国人施压。在华夫脱政府的默许下，埃及青年开始自愿组建被称为“菲达因”（fida'iyin，字面意思为“准备自我牺牲的战士”）的游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穆兄会成员、学生、农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击队开始袭击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和设施。英国人对这些袭击则采取了武力回击。纳瓦勒·萨阿达维的一位同学就离开医学院加入了菲达因游击队，后在反英行动中牺牲。

运河区的武装斗争在开罗激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萨阿达维还记得她在1951年11月参与的一场大学内的学生集会。她越来越不耐烦地听着那些学生政治家——华夫脱党人、共产主义者、穆兄会成员——故作声势、浮夸空洞的演说，这时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达因成员被叫上讲台。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战士，曾参加针对运河区英国占领部队的袭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争吵不休的同学们发出呼吁。他解释说：“同志们，运河区的自由战士急需弹药和粮食补给，必须稳固补给线来保护他们。现在没有党派斗争的时间和空间了，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2萨阿达维被这位热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后来嫁给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国人已经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对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达因提供支持，英国部队开始占领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国人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运河区内一城镇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见英国人如此轻易地占领了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为尴尬，于是命令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国人的占领，“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机会。那天，1500名英国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利亚政府所在地并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警察拒绝投降。在随后的9小时内，英国人动用坦克和炮兵连续轰击埃及人阵地，埃及守军则奋起反抗，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在遭受了46死、72伤的重大损失后，埃及人最终投降。

英国人发动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周六，埃及全国各行业宣布举行总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集聚开罗。为了抗议英国的行为，这座城市已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民众示威，但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六”却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当天，黑暗势力在开罗兴风作浪。刚开始的一系列愤怒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为暴力活动，其间超过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国人（包括9名英国人）被暴民杀害。在示威活动的掩护之下，煽动者和纵火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埃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当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着纵火犯将开罗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区付之一炬的。“他们看着这些人纵火却袖手旁观，因为这座华丽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看着后者的财产被烈火吞噬，他们自然乐见其成。”3在一天之内，被暴民烧毁的资产包括1家英国俱乐部、1所犹太学校、1间穆兄会办公室、4座宾馆（包括著名的牧羊人宾馆）、4所夜总会、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业机构——包括银行、汽车展厅、机票售卖点等。4

1952年1月25—26日的恶劣事件也标志着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在埃及史无前例的纵火事件显然是经过预谋的。在开罗，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共产党人指责社会党人和穆兄会成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旨在削弱法鲁克国王（开罗大火当晚，国王正在举行一场晚宴庆祝儿子的生日）地位的阴谋；其他人则宣称大火是由国王和英国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一个对国王意愿更加顺从的过渡政府。

无论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法鲁克国王确于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于王室的政客领衔的内阁成员。议会也于3月24日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