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后。似乎法鲁克正追随其父亲的步伐，试图重演1930年宫廷独裁的剧本。埃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急转直下。

归根结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纵火案（对于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定论）其实并不重要。各种谣传和阴谋理论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危机则预示了埃及革命的到来。


1952年，尽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只有一小撮军官真正在积极预谋推翻政府。这些人自称为“自由军官”，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年轻上校。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令举国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和满腔的热情让自由军官们团结在一起。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对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在数月之内遭到以色列人围困而最终战败。起初，自由军官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很快，他们就将埃及政治体制视为完全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5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6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动了自由军官运动的转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军官还只是聚焦于反帝斗争，并将对埃及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官员腐败、与英国人勾结等议题。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们将1952年11月定为政变的预定日期，并开始加快对反对派军官的招募和动员。

1951年12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国王和自由军官之间的对抗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对法鲁克国王而言，军官俱乐部是反映军官对国王忠诚的晴雨表；自由军官则决定将这次选举作为对抗国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纳赛尔及其同僚成功地说服了广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领衔一支参选董事会的反对派名单，竞选军官俱乐部主席一职。纳吉布和反对派名单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法鲁克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最终，法鲁克国王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撤销纳吉布的职务，并解散了军官俱乐部董事会。自由军官们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对国王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正如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警告其他自由军官时所说的，“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我们不还以颜色的话，我们的组织就会失去在军官中的信誉，没有人会再愿意加入我们”。7

自由军官们达成共识：如果无法采取快速并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所有人都要锒铛入狱。纳赛尔与自由军官中的高层政治家纳吉布将军进行了会面，策划立即发动反王室政变。“我们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时机现在已完全成熟。”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国王及其内阁正在亚历山大的夏日驻地，将开罗留给军人管理。纳吉布分析道：“天气是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因此这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理想时机。”他们决心在国王有时间任命一个新内阁之前，“在他的间谍们有时间发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何打算之前”就采取行动。8


自由军官们已经到达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密谋推翻政权的风险极大，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自己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因此，他们极为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计划：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动员忠于政变策划者的部队；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变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政变策划者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这也使得政变前的最后几天压力陡增。政变前夕，一位下属军官警告纳吉布将军，称后者即将因涉嫌领导一场反对政府的阴谋而被捕。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承认道：“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恐。”他决定在政变进行的当晚待在家里，宣称自己受到了监视，担心可能使自由军官们的计划陷入危险。9安瓦尔·萨达特当晚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在那里与另一位观众发生了一场热闹的争端，随后还去警察局报了案准备起诉——对一位政变策划者而言，这显然是政变失败情况下再理想不过的不在场证据了。10即便是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他们出现在政变现场时也是身着便衣（后来他们换上了军装），这让支持者们感到惊讶不已。11

尽管疑虑重重，自由军官们还是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叛变的军事部队包围了埃及政府军总部，在击退轻微的抵抗后，于7月23日凌晨2点占领了该机构。军队总部被占领后，支持政变的军队马上获许占领开罗的各战略性机构，而当时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7月23日，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凯斯尔·艾因尼医院工作。她描述了萨达特发布声明后医院内的狂喜场景。“在病房里，病人们一直在听收音机。突然，音乐被一则重要的消息打断了，该消息称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而法鲁克已不再是国王。”病人们自发的反应让她感到震惊。“我们正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们嘴张得浑圆，在空中挥舞着手臂，破旧的衬衫在身前飘动。就好像解剖室的尸体突然间起死回生，高喊着‘革命万岁’！”事实上，甚至死者的运送也被叫停，萨阿达维就亲眼看见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在听到这则消息后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为庆祝而］发出欢乐的尖叫。”12


7月23日，法鲁克国王和他的政府彻底倒台，但自由军官对于运动成功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还毫无头绪。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我们在发动革命时，对于接管政府职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成为政府部长的雄心壮志，也从没有想过这些，甚至尚未制订一个明确的政府计划。”13他们决定邀请资深政客阿里·马希尔（Ali Maher）组建新政府。同样，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法鲁克逊位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Ⅱ），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