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45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这仅仅是一个革命年份的开端。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预示着一个阿拉伯统一的新时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公众支持。纳赛尔的地位也达到新的高度，这一点也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惊恐。


1958年时地位最不稳固的阿拉伯领导人也许要数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了，到当年11月，他刚刚年满23岁。考虑到约旦与英国长期联系的历史，侯赛因一直是纳赛尔主义宣传机器一个特别的目标。“阿拉伯人之声”传播着对侯赛因毁灭性的批评声音，鼓动约旦人民推翻君主政体，加入现代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进步阵营。

为了回应上述外部压力，侯赛因国王尽其所能地与英国保持距离。他顶住了英国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他宣布将一直负责其军队运转的英国军官免职，其中就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挥官格拉布帕夏。1957年3月，他甚至就终止《英约协议》展开谈判，很可能在实际上终结英国对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影响。伴随上述措施的还有一系列与埃及和叙利亚和解的姿态，以及展示约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忠诚的努力。

侯赛因所做出的最勇敢的让步，是向纳赛尔主义力量开放他的政府。1956年11月，侯赛因举行了约旦历史上首次自由、公开的选举，从而使得左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多数。侯赛因甘冒风险，邀请最大政党的领袖苏莱曼·纳布勒希（Sulayman al-Nabulsi）组建了一个忠于王室的反对派政府。但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

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布勒希政府在调和忠诚与反对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处境艰难。此外，相比国王而言，纳布勒希得到了来自约旦军队中的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更多的忠诚和公开支持。侯赛因开始确信纳布勒希政府执政越久，他的王位就越危险，因而决定采取行动。1957年4月，侯赛因孤注一掷，以政府同情共产主义为由要求纳布勒希辞职。纳布勒希被解职后，侯赛因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新确立他对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控制。至4月中旬，侯赛因国王经过精心策划逮捕或流放了约旦最重要的自由军官，确保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1958年叙、埃合并后，约旦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46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呼吁哈希姆政府下台，要求约旦通过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加入进步的阿拉伯阵营。但侯赛因本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王朝式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为了缓解约旦脆弱的处境，侯赛因转向了其表兄弟费萨尔二世统治下的伊拉克。两周之内，他便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称为“阿拉伯联盟”的合并计划，并于1958年2月14日在安曼正式启动。

阿拉伯联盟是一个联邦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每一成员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呼吁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政策。这一新国家的首都每6个月将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轮换一次。这两个哈希姆王国由血缘纽带、经历过英国托管的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共享着一段边境线。

然而，阿拉伯联盟无法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被视为针对纳赛尔主义威胁的一种防御性策略。考虑到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发起国，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ʻid）被痛斥为当时最亲英的阿拉伯政治家，侯赛因将自身命运与伊拉克相绑定的做法，无疑使其王国面临着来自纳赛尔主义者更大的压力。


黎巴嫩是另一个在叙、埃合并后经历巨大压力的亲西方国家，1943年《民族宪章》中达成的教派分权格局开始松动。黎巴嫩穆斯林（这一类别中包括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尤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赞成基督教马龙派总统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希望黎巴嫩更明确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看齐。1958年，黎巴嫩穆斯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就再未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一事实也证实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黎巴嫩穆斯林也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为这一格局赋予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太少了。在一个更加尊重人口比例的体系中，他们的人口规模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深知，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黎巴嫩所奉行的政策将与主导这一时代的纳赛尔主义政策相一致。

黎巴嫩穆斯林认为纳赛尔是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他是一位强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将团结阿拉伯世界，结束黎巴嫩穆斯林在这个基督徒主导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但总统夏蒙却认为纳赛尔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直接威胁，从而为对抗外部颠覆开始寻求外国保障。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夏蒙深知他无法依靠法国或英国的支持，因而转向美国。1957年3月，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考虑到捷克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苏联与埃及关系的不断深化，在很多人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像是一项旨在同等地遏制埃及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政策。与《巴格达条约》一样，埃及再次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将之视为西方大国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其反苏立场却又无视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诉求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在正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就走上了一条与纳赛尔政府及其在黎巴嫩众多追随者对抗的道路。

1957年夏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各种事端开始集中爆发。在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1957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将在1958年投票选举下一任黎巴嫩总统，因而利益关系重大。

选举前期，夏蒙的反对者成立了一个称为“民族阵线”的竞选集团，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基督徒都包括在内。该阵线聚集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家——的黎波里的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最强大的德鲁兹政治家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Jumblatt），甚至还包括反对卡米勒·夏蒙统治的马龙派基督徒，如比什拉·扈里的宪法集团。民族阵线所代表的黎巴嫩公众的范围，远远广于身处困境的总统夏蒙的支持者。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