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