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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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对两国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条款非常满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顺利的审批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黎巴嫩议会、叙利亚议会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2月底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批准了协议。然而，与《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情形类似，法国国内的殖民游说集团在国民议会中成功阻止了任何关于1936年《叙法协议》（即《特惠同盟协议》）《法黎协议》的讨论或投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37年6月布鲁姆政府倒台，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希望也随之破灭。

1939年，随着欧洲大战再次迫近，法国议会正式拒绝批准上述协议。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殖民当局为确保土耳其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正式将叙利亚西北部领土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占总人口38%的土耳其少数群体的名义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被激怒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法国当局的镇压，后者借机宣布搁置叙利亚宪法、解散议会。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一个通敌的法国政府——维希政权在菲利浦·贝当元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而后者正是里夫战争关键时期取代利奥泰在摩洛哥职位的那位“凡尔登英雄”。在新政权之下，叙、黎两国将受一位维希高级专员亨利·邓茨（Henri Dentz）将军的统治。

英国人已然受困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亲轴心国倾向，此时则更加将叙利亚、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1941年5月，当高级专员邓茨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之时，英国迅速做出干预。联合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反维希的自由法国部队，英国人于1941年6—7月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后，自由法国政府许诺给予叙、黎两国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英、法入侵后迅速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乔治·卡图将军代表戴高乐将军宣布：“我到来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委任统治机制，宣告你们的自由与独立。”44法国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宣言则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叙、黎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庆祝活动还来得太早——自由法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在战后维持其帝国的希望。面对法国的执意反对，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为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都还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


自由法国政府刚一宣布委任统治结束，黎巴嫩人就开始着手为独立做准备。1943年，黎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权力分享安排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即《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在所有相关教派政治领袖的见证之下，黎巴嫩人自然全力支持该宪章，甚至未觉得有必要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下其条款。根据宪章的条款，自此以后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其他重要的内阁职位则将在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社群间分配；议会席位将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