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 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