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到叙利亚的重要殖民官员，也曾在利奥泰手下供职，其中就包括古罗派驻大马士革的代表卡图上校（Colonel Catroux），驻阿勒颇代表德·拉莫特将军（General de Lamothe），以及派驻在阿拉维地区的两位上校。很多低级别官员也是从摩洛哥来到叙利亚任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复制一个经过调整的利奥泰体系。20
自占领叙利亚伊始，法国就同时在城镇和农村地区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抵抗。1919年，叙利亚西部的阿拉维山区爆发了反法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得到镇压。阿拉维派（Alawites），一个可追溯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社群，仅仅希望保留其自治地位，并不妄称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法国人通过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成功地满足了阿拉维派维持地区自治的愿望。这一微型国家以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及阿拉维山区为基础，由地方显贵与法国行政长官合作进行统治。
1919年，一次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爆发。反叛领导人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地方显贵，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官僚机构中任职，后因对奥斯曼战时镇压政策感到失望，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志愿加入埃米尔费萨尔的军队，并参加了1919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在哈纳努这位实干家看来，叙利亚国民议会不过是只说不做的清谈，因此他北上回到阿勒颇，开始组织一支游击队伍以便对法国人构成实际的震慑。他发起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农村暴动，1920年法国占领阿勒颇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民族主义起义。1920年夏秋之间，起义军规模迅速由800人扩大至近5000名志愿军。21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从邻国的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后者正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地区武装反抗法国人对该地区的短暂占领。为防止哈纳努起义在叙利亚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大起义，法国人迅速部署了军队，强化了对阿勒颇的控制。1921年秋，哈纳努逃亡至约旦，随后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法国人对哈纳努进行了审判，但很明智地宣判其无罪，避免使其成为一名烈士。当时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军团，对他而言，哈纳努起义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叙利亚人目前尚无实力对抗法国人。
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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