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Edouard Herriot）及其政府简要汇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反叛对法属区造成的威胁。但占领莱茵兰及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行政机构已将法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法国无力提供在利奥泰看来保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需的最少人力和物力。利奥泰要求立即增派四个步兵营，但法国政府仅集结了两个。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利奥泰感觉他并没有得到赫里欧激进党政府的支持。当时他已年届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回到摩洛哥后已不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或者政治力量来遏制里夫人。

1925年4月，阿卜杜·克里姆挥师南下侵入法属区。他们寻求占据着里夫南部农业用地的本地部落的支持。他的指挥官会见了部落领袖，向后者解释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认识：“以复兴的伊斯兰之伟大荣耀的名义，阿卜杜·克里姆——摩洛哥真正的素丹已经发起了‘圣战’，目标就是驱逐异教徒，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继续解释说，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占领整个摩洛哥“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情”。16阿卜杜·克里姆本人则越来越将此运动视为一场反抗非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宗教战争，并公然对整个摩洛哥素丹国而不仅仅是更小的里夫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就像利奥泰所担心的那样，里夫人很快便席卷了防御严重不足的北部农业地区；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法国人被迫疏散了所有的欧洲公民，并让部队从农村地区退守至非斯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人在对抗里夫人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43个军事哨所，遭受了1500人死亡、4700人受伤的巨大损失。

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已经停驻在距离非斯城仅40千米（约25英里）的地方，这时他写信给城内著名的卡鲁因（Qarawiyyin）清真寺学府的伊斯兰学者们，试图赢得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和你们的同事都具有高贵的信仰，与伪善者和异教徒并无瓜葛。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不团结的摩洛哥所深陷其中的奴役状态。”他进而指控当政的素丹穆莱优素福已经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法国人，且与腐败的官员为伍。他要求得到非斯城宗教领袖的支持，强调这是一种宗教义务。17

这封信论证有力，采用了合理的神学术语，并辅以《古兰经》节文的支持，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然而，非斯城的阿拉伯学者并未因此就站到里夫的柏柏尔人一方。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到达非斯市郊时，遭遇由利奥泰体系创造、处于法国牢固控制之下的“有用的摩洛哥”。面对这一两难选择——一方是来自里夫地区、胸怀抱负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则是法国帝国统治所牢固建立的制度和工具，非斯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们显然认为利奥泰体系更为强大。

1925年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运动在非斯城停滞不前。如果说法国在摩洛哥农村地区统治的三大支柱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重要部落首领以及柏柏尔人，那么当时利奥泰已经确保了其中两者的支持。“我的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阿卜杜·克里姆后来反省道，“正是宗教狂热。”考虑到他本人也曾将伊斯兰作为争取对反帝“圣战”运动支持的工具，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前后并不一致。但实际上这位里夫领袖所指的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坚信“苏非教团的谢赫们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的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此外，他在对付大首领时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起初，我想通过说服和论证的方式来赢得民众对我观点的支持，”阿卜杜·克里姆写道，“但我遭到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家族的激烈反对。”除去一个例外，他解释说：“其他家族都是我的敌人。”18通过反对阿卜杜·克里姆，大首领和兄弟会的谢赫如利奥泰所设想的那样，支撑起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至于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战士们本身就是柏柏尔人，他们强化了利奥泰的柏柏尔分离主义政策，甚至比利奥泰本来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毫无疑问，里夫人的柏柏尔人身份在劝阻摩洛哥阿拉伯人加入其反法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利奥泰的殖民政府体系仍屹立不倒，但其本人却因里夫的挑战而一蹶不振。对他在巴黎的批评者而言，里夫战争波及法国的保护国，本身就意味着利奥泰寻求摩洛哥完全臣服的努力失败了。1925年7月，随着大规模援军由法国涌入摩洛哥，因数月战事和健康状况不佳而心力交瘁的利奥泰，请求另一位指挥官来协助他工作。法国政府派了一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浦·贝当元帅前来协助。8月，贝当接管了法军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次月，利奥泰提出辞职，并于10月永久地离开了摩洛哥。

利奥泰离开后，阿卜杜·克里姆也没有坚持很久。法国、西班牙两国军队开始合力镇压里夫反叛。里夫军队撤退至位于摩洛哥北部家乡的山区后，1925年9月开始面对法、西大规模军队的两面围困。10月，欧洲军队已经彻底包围并全面封锁了里夫山区，试图迫使后者投降。阿卜杜·克里姆提出议和，但遭到法、西的粗暴拒绝。1926年5月，一支由约12.3万名士兵组成的欧洲联军攻陷了里夫山区，里夫抵抗运动最终失败，阿卜杜·克里姆于5月26日向法国投降。随后他被流放至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直至1947年。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里夫人反抗西、法的5年反叛（1921—1926），也激励了部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后者在1925年发动了自己的反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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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一位年轻的军官从报纸报道中热切地关注着里夫战争局势的进展。法乌齐·盖伍格吉（Fawzi al-Qawuqji）曾与法国人作战。盖伍格吉的出生地的黎波里，当时已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作为费萨尔国王事业的支持者，他曾加入那支于1920年7月在汗·麦赛伦反抗法国殖民占领军的非正规部队。那次惨痛的失败使得盖伍格吉确信，叙利亚人在当时不可能将法国人赶走。

麦赛伦战役后仅数周，盖伍格吉就放弃理想主义而选择现实主义，进入一支法国人新建立的叙利亚部队服役，该部队叫作特别部队（Troupes Spéciales），或称叙利亚军团。尽管与一个外来帝国合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但盖伍格吉对自己身穿法国军服并不感到舒服。正是在哈马军营之中，他和同伴中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报纸上关于里夫战争报道的启发，将阿卜杜·克里姆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看到的英雄主义，使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并没有彻底消失，”盖伍格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种对牺牲的向往在我们中间传播。我着了魔似的关注着摩洛哥的事态发展，甚至找来了冲突地区的地图。”19

如果说里夫战争启发了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叙利亚的帝国行政人员则从利奥泰在摩洛哥的治理策略中汲取了灵感。被指派来管理叙利亚的法国官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奥泰“学派”的毕业生：法国首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曾是利奥泰在摩洛哥的助手；其他被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