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派代表。

尽管法国专家们相信这一陈旧的政府体制最符合黎巴嫩的政治文化，但很多黎巴嫩知识分子却对教派主义越来越感到不安，渴望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一位记者在《觉醒报》（Le Réveil）上写道：“我们是否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可笑的宗教团体的大杂烩，像敌对的部落一样始终相互隔离？我们必须为自己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象征——一个国籍（nationality）。那枝花朵只能在一面国旗下绽放，而绝不会在教堂尖塔或宣礼塔下生长。”10然而，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从那一刻起，法国就开始在黎巴嫩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1922年3月，古罗宣布将解散行政委员会，并以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激怒了黎巴嫩政治家，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单方面做出了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成立的代表理事会所拥有的权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行政委员会。代表理事会与真正的民选立法机构相差甚远，不但被禁止讨论政治事务，且一年中召开会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法令给予法国高级专员以立法权，后者可随意中止或解散代表理事会。即便是法国在黎巴嫩国内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感到愤怒，一位失望的亲法派移民写道：“这一奴役的法令现在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将协议与友谊弃掷在士兵军靴之下的强权征服者的形象。”11

法国人完全不顾黎巴嫩人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继续推动代表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确保其支持者成功当选，同时排除反对派人士。

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是参加1919年叙利亚国民会议的贝鲁特代表，他从原则上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措施。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参与竞选，他的密友们却说服他加入了一个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贝胡姆会见了一名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想试探一下当局是否反对其参与竞选。这位高提耶（Gauthier）先生向他保证，选举将是自由公正的，法国当局完全不会干预选举程序。受到高提耶这一答复的鼓舞，贝胡姆宣布加入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该名单很快就在投票统计中遥遥领先。

尽管高提耶之前曾担保过，但法国当局很快就发现必须对选举程序加以干预。法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名单的选举号召力后，马上便着手削弱相关候选人的影响力。在第一次会面数周后，高提耶就在办公室中召见了贝胡姆，以“最高当局的命令”之名明确要求后者退出竞选。贝胡姆被激怒了，当时他已经为竞选活动艰辛奋斗了一个月。高提耶却非常直接：“我们会在选举中阻止你。如果你当选了，我们也会将你强制逐出理事会。”贝胡姆拒绝让步，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临着选举舞弊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法官传讯了作为证人之一的高提耶。

“尊敬的先生，您是否指控贝胡姆先生向次级选民行贿，以收买选票呢？”法官问道。

“是的，是的。”高提耶回答说。

法官又转向贝胡姆，指着一个卷宗说道：“我有一大卷文件都是关于你的，全部是指控你收买选票，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贝胡姆只能徒劳地为自己辩护。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就这样持续困扰着贝胡姆，只是为了迫使他退出代表理事会的竞选。

听证会之后，贝胡姆与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上的其他成员商讨应对的策略。他的一位朋友是高提耶的私人医生，这位朋友提出愿意拜访这位法国官员，尝试说服后者撤销对贝胡姆的指控。让贝胡姆和他的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医生在拜访高提耶之后笑着回来。原来高提耶驳回了医生为贝胡姆说情的请求，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对政治一无所知。我想说是贝胡姆先生本人迫使我们将他排除在议会的大门之外。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窗台上，它就要原封不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都不能动。”

医生一下完全理解了高提耶的意思：法国人不会容忍对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的任何挑战，像贝胡姆这样的人则有可能将法国殖民统治的“玻璃杯”打下黎巴嫩的窗台。贝胡姆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和这位医生一起，都为委任统治当局强加给我们国家的这条荒谬的政策而感到好笑。这就是曾许诺帮助我们实现独立的那同一个国家。”贝胡姆随后宣布放弃其候选人资格，不再参与理事会竞选。12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

法国殖民当局在黎巴嫩面临选举斗争的同期，在摩洛哥则面对着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21—1926年，里夫战争同时以西班牙和法国统治为打击对象，成为阿拉伯世界到那时为止对欧洲殖民主义构成的最重大挑战。

1912年，欧洲列强默许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在北非的领地之内。同年3月，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同法国签订《非斯协议》，保留其家族在摩洛哥的统治权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国家主权以一种被称为“受保护领地”的殖民方式割让给了法国。原则上这意味着法国将保护摩洛哥政府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法国却通过素丹及其臣属实行绝对统治，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

法国人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未能维护摩洛哥的领土完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利益可追溯至16世纪，其沿海要塞长久以来就已发展为殖民飞地（作为一个昔日帝国的遗存，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商谈一项协议，以便划定两国在摩洛哥各自的“权利范围”。1912年11月，随着《马德里协议》的签订，这一程序最终完成。根据该协议条款，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拥有一个被保护国，其中北部区域包括约2万平方千米（8000平方英里）的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和内陆地区，南部区域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撒哈拉或西撒哈拉的约2.3万平方千米（9200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区。此外，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可以说，1912年以后摩洛哥素丹所统治的已是一个残缺不堪的国家。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随着摩洛哥被纳入欧洲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士兵们发生哗变，很多人返回他们的部落，煽动农村反叛。当第一位法国总督于1912年5月到达摩洛哥履职之时，摩洛哥农村地区正陷入一片混乱。

赫伯特·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 1854—1934）在其执掌摩洛哥的13年间，将成为帝国治理方面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他到达非斯第二天，叛变的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法国外交官在确保欧洲对本国在摩洛哥统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