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坚持向胡达通报政局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便在他被捕的情况下，后者可填补他留下的政治真空；此外，他们意识到妇女的某些行为可享有豁免权，因为为避免引发众怒，英国当局尚不敢逮捕妇女或向妇女开火。

华夫脱党迅速利用上述优势，动员妇女参与民族主义事业。第一次妇女游行发生在3月16日，即革命爆发后一周。写有白色阿拉伯语和法语口号的黑色标语牌已然备好，黑与白都是哀悼的颜色。随后示威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准备向美国公使馆行进，似乎要声明伍德罗·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权。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英国部队挡住了女性示威者的道路。“他们用机关枪封锁了街道，”胡达·沙拉维写道，“迫使我们以及在两旁组成纵队的学生停了下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游行必须继续下去。我继续向前走，一个英国士兵用枪指着我，但我仍从他身边走过。当时一位妇女试图把我拉回来，我就大声喊道：‘让我死吧，这样埃及就有了她自己的伊迪丝·卡维尔［一位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射杀，立即成为烈士］！’”经过3小时的对峙，游行队伍和平解散。后续很多示威活动接踵而至。

埃及妇女直面英国统治者的象征性力量鼓舞着全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旦走出了深闺，埃及妇女便开始以更大的能量和热情投身于公共生活：她们为穷人筹集资金，去医院慰问伤员，经常冒着极大风险参与集会和抗议活动。同时，妇女们开始跨越阶级的界限，精英阶层的妇女与劳动阶层的妇女分享着共同的事业。胡达特别指出，民族主义运动期间6位劳工阶层妇女的死亡成为“全国沉痛哀悼活动的焦点”。妇女们尽其所能鼓励公务人员罢工，经常守候在政府机关之外，鼓励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反抗英国人。当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以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赴埃之际，埃及妇女组织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并起草了一份决议以示抗议。她们开始举行民众集会，来自各个阶层的几百名妇女参与其中。

1919年底，胡达·沙拉维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组建华夫脱党女性中央委员会，巩固了已取得的女性主义成就。该组织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女性政治机构，胡达则当选为主席。1923年，胡达与同伴共同创办了埃及女权主义联盟。同年，当她和同伴们从罗马一次女权主义者会议归来时，她们在开罗火车站公开揭掉了面纱，打破了女性禁闭的习俗。埃及女权主义运动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了1919年的革命时刻。


华夫脱党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仅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尽管扎格卢勒及其同僚最终迫使英国允许他们代表埃及出席巴黎和会，但当他们到达巴黎时却得知美国代表团刚刚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威尔逊总统慷慨陈词所带来的希望现在已烟消云散。埃及人被迫在伦敦和英国人直接展开谈判，而不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巴黎确保自身独立。

1919—1922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之间的谈判时断时续，不时被民众骚乱打断。最后，埃及民族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基于维护埃及国内秩序的考虑，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保护国地位的结束，承认埃及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四个“对英帝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核心领域仍受制于英国：帝国通信安全，保护埃及免遭外部侵略，保护外国利益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苏丹。通过以上条文，双方实际上都承认了独立的有限性：英国仍可保留其军事基地，控制苏伊士运河，其干涉埃及内政的频率几乎与保护国时期一样高。在之后的32年中，埃及和英国仍将为限定这种殖民关系而陷入常规的谈判之中，前者寻求其主权完整，后者则竭力维护帝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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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事态进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密切的关注，在伊拉克尤其如此。一战期间，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原奥斯曼帝国行省被英国占领。尽管英国人曾多次向伊拉克人民保证他们将享受自治，但他们拒绝埃及人独立地位的做法确实为伊拉克人的忧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一战爆发后，驻印度的英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并确保了对整个省份的控制。英国人决心要保护其通往帝国在印度领地的波斯湾门户免受奥斯曼人的德国盟友的染指。占领巴士拉后，英军向北推进以对抗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5年11月，英军已推进至距巴格达不足50英里的区域，在那里遭遇了兵力占优的奥斯曼军队。英国人被逼退至库特，在那里遭受奥斯曼人长达4个月的围困，最终于1916年4月向土耳其人投降。至此，奥斯曼人已经取得了两次针对英国入侵军队的重大胜利——一次在加里波利，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英国人重启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最终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又于1918年夏末在基尔库克击败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8年11月，英军又占领了摩苏尔省，尽管根据停火协议条款，后者并不在划归英国占领的领土范围之内。至此，英国已完成了1915年《德·本森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计划。


事实证明，相比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政治秩序，军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要简单得多——1918年即是，2003年也是如此。三个行省的居民，包括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在目标和意愿方面分歧严重。在要求三省合并为一个称为伊拉克的独立国家并置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等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同社群基本能达成一致，但关于英国在这个新国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各方则观点不一。一些大地主和富商更看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非完全独立，因而公开支持英国统治；一些之前曾在阿拉伯大起义中追随埃米尔费萨尔的伊拉克军官，则将英国视为逊尼派政治主导地位的保证；但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拒绝外国干涉其内部事务。

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之初，英国人曾再次向伊拉克人民确保其善意。1918年11月，英法联合宣言在伊拉克当地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该宣言承诺联军支持通过自决程序在阿拉伯地区“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这一宣言也使很多伊拉克人确信欧洲人无意向他们强加一套殖民主义解决方案。总部位于纳杰夫的《独立报》（al-Istiqlal）写道：“英、法两国关于帮助我们实现完全独立与自由的声明令人感到振奋。”28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伊拉克自治的承诺并未取得任何明显进展，伊拉克人的疑虑开始增加。英国人似乎忙于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帮助伊拉克人建立政府。1919年2月，一群伊拉克人要求英国当局允许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确保其民族独立要求获得承认，但英国当局断然拒绝。当伊拉克人要求英国人详细阐述其对伊拉克政治未来的方案时，又无法获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事实上，英国人对于如何最有效地统治伊拉克有两派观点。一派以统领英国驻伊拉克当局的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为代表，主张效仿英属印度的模式，寻求在伊拉克建立直接殖民统治。他甚至鼓励从印度向美索不达米亚稳定地输入移民，作为在后者建立殖民行政机构的现成劳动力。另一派以驻巴格达的东方事务秘书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为代表，认为与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最符合英国的利益。贝尔认为一个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国将为非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