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挠，部分已签名的请愿书被没收，但民族主义者仍然成功地为扎格卢勒的运动寻求到可观的民众支持。大量的请愿书复印件被送往地方民选机构、省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地方显贵，短时间内成千上万的签名涌入发起者手中。22

埃及各地的民众一致支持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事业，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确保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该运动声势日涨，英国人曾尝试通过将埃及问题与巴黎和会脱钩的方式来终止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活动。温盖特宣布，关于埃及地位的任何变动都被英王政府视为“一个帝国内部的而非国际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帝国内部问题，扎格卢勒及其同事必须在白厅与英国政府讨论其诉求，而非在巴黎向全世界陈诉埃及的情况。英国当局向扎格卢勒发出直接警告，要求他停止煽动活动，但后者对英国人的警告置若罔闻。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及其主要同事最终被捕，随后被流放至马耳他岛。这一举措在埃及激起了全国性暴动，也标志着1919年埃及革命的开端。


萨阿德·扎格卢勒及其同事的被捕在埃及民众中引发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整个国家陷入骚乱，自发和有组织的叛乱由城镇中心传播至农村地区，牵动了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示威活动于3月9日正式开始，当时一群学生发动骚乱，大肆破坏铁路、电车、路灯杆等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统治相关的基础设施。反英示威活动和英国部队的镇压给双方都造成多人死伤。

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成为起义的一个中心。英国军队于3月13日逮捕了爱资哈尔的部分师生，随后，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约瑟夫·麦克弗森（Joseph McPherson）走访了这座清真寺以便观察政治煽动的情况。尽管为伪装自己而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麦克弗森还是感受到了身边埃及人不友善的目光。清真寺前的人群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根本无法通过清真寺的正门。但即便在视野受限的位置，他仍能看到一位宗教长老“站在一堆石头上面，对数百名听众长篇大论，告诫听众为了摧毁暴虐者、打破其枷锁，他们必须视死如归，同时许诺那些为这一神圣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将进入天堂”。麦克弗森亲眼看到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在农村地区发动叛乱而筹集善款。23

农村社群同样攻击被他们视为与英国统治有联系的事物，战时用于储存与运输所征收粮食的仓库和铁路设施、保证行政人员间有效通信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发动劳工行动，埃及国家铁路和开罗电车工人相继罢工。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麦克弗森对从中小学生到街头清洁工等暴动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并对此表示鄙视：“街头咆哮的疯子、暂时摆脱束缚发表拗口演讲的妇女、顽童和各种地痞流氓都高喊着粗俗的打油诗，以表达对倒台暴君的蔑视。”

埃及人对1919年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因同一个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埃及人应当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阿拉伯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间民族主义领袖得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

同样是在1919年，埃及妇女首次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胡达·沙拉维（Huda Shaʻrawi, 1879—1947）的女性。胡达是一位切尔克斯母亲和一位年长的埃及显贵的女儿，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但又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她生长在一个开罗精英家族的女眷居室之中，从小身边便簇拥着女人、孩子和阉人。在其回忆录中，她写到了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被她称为“大娘”;另一位是她的生母。她爱自己的两位母亲，但对大娘尤其感到亲近，因为“当人们仅仅因为我弟弟是一个男孩而偏爱他时，（她能）理解我的感受”。24

孩童年代，胡达就不满自己接受的教育少于弟弟的现实。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她甚至强迫她的家庭教师给她带来语法书籍，以便学习如何正确地诵读《古兰经》。“带走你的书吧，”负责照看孩子们的阉人一次对家庭教师说，“小姐不需要语法，因为她不会成为一名法官！”胡达当时很沮丧，“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荒废自己的学业。我讨厌自己是一个女孩，因为这使我无法获得我所追求的教育。后来，女性的身份成为横亘在我本人与所有渴求的自由之间的一道障碍”。25

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胡达就沮丧地得知自己将成为一位年长的堂兄阿里·沙拉维帕夏的第二任妻子。“我被要嫁给堂兄的想法深深困扰，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值得敬畏的父亲或长兄。一想到他的妻子和3个比我还要年长的女儿，我就更加心烦意乱。他的女儿们曾经打趣我说：‘日安，继母大人！’”26她像“一名被判了刑的罪犯接受处决”那样走上了自己的婚床。毫不奇怪，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两人便分居。这样的分居生活持续了7年，这段时间也使胡达有机会走向成熟并发展自己的兴趣。之后，她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开始扮演其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名人妻子的新角色。

与丈夫分居的几年成为胡达·沙拉维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开始为妇女组织各种公共活动，例如，邀请法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克莱芒（Marguerite Clement）在埃及大学举行讲座，后者在讲座中比较了东方和西方女性的生活，还探讨了戴面纱等社会习俗。胡达将这第一次讲座发展为一个常规的系列讲座，这使得埃及女性开始有机会抒发心声。后期演讲人中包括埃及女权主义者麦莱克·赫夫尼·纳绥夫（Malak Hifni Nasif, 1886—1918），埃及第一位公开呼吁妇女解放的女性。271914年4月，胡达召开会议，筹备建立埃及妇女知识协会。这一文学社团笼络了阿拉伯世界女性文学的部分先驱，包括黎巴嫩作家梅伊·齐雅黛（Mai Ziyada）以及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女性刊物之一的创始人莱比白·哈希姆（Labiba Hashim）。

这些活动也标志着埃及独特的妇女运动的开端，而胡达的后半生都将致力于这一事业。各类讲座、妇女会议拓宽了精英阶层妇女对开罗文化活动的参与范围，为妇女在不寻求丈夫首肯的情况下聚会并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如此有限的成就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两性不同角色的社会习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要挑战像男女隔离这样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习俗，显然需要一场革命。

事实证明，1919年起义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1919年春，当时严格的社会鸿沟遭到挑战，并被短暂地弥合。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在埃及成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机会，开创了一个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一种遗产。在更加个人化的层面，上述事件帮助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实现了和解，将他们的婚姻转变为一个因民族主义事业而凝聚在一起的政治同盟。

阿里·沙拉维帕夏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可追溯至1918年萨阿德·扎格卢勒与英国高级专员雷吉纳德·温盖特的决定性会晤，沙拉维帕夏也是参与者之一。与扎格卢勒一道，沙拉维帕夏是后来被称为华夫脱党（即“代表团”）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政党寻求在巴黎和会期间代表埃及的诉求。扎格卢勒被流放后，沙拉维帕夏继任为该党领导人。革命期间，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转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