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议中，两人总体上认可了叙利亚议会的决议。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叙利亚国，一个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建议将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有限的时期内置于一个托管国的统治之下，托管国优先考虑美国（英国可作为第二选择），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支持；敦促对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进行重要调整，限制犹太移民的规模。两人论辩说《贝尔福宣言》的两项承诺，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和同时又尊重“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根本无法调和。《金-克瑞恩报告》指出：“委员会与犹太代表的会谈反复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寄希望于通过不同的购买手段，完全占有当前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不动产。”20毫不令人惊奇，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口中90%都“强烈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委员会接收到的全部请愿书中72%都旨在抗议犹太复国主义。

1919年8月底，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尽管不了解报告的内情，埃米尔费萨尔已然无法要求更多了。然而，对欧洲人而言，《金-克瑞恩报告》是一份令人为难的文件。这份报告在被递交给巴黎和会秘书处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短期内无人问津，3年后才被公之于众。而到那时，英、法两国已经按当时看来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


英国宣布将于1919年11月1日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将当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法国军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占领，叙利亚议会决定先发制人：基于递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决议，议会成员拟定了一份独立宣言，并于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市政厅正式宣读。费萨尔被宣布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国国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1920年7月24日黎明，一队约2000人组成的阿拉伯志愿军聚集在一个名为汗·麦赛伦的废弃驿站，该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的一个险要的隘口。他们面对的则是一支由身穿法军制服的殖民士兵组成的奇怪纵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士兵在法国军官的指挥下被派来确保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为效忠其殖民者主人而甘愿在叙利亚对抗阿拉伯穆斯林非正规军，这样一个事实也反映出法兰西帝国的力量。身为叙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赛提阿·侯斯里（Sati al-Husri）当时在大马士革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如此记录对“麦赛伦之日”的回忆：

战斗的细节开始缓慢传回。尽管我基于对我们军队和法军装备的了解，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但为了军队的荣誉，还是幻想战斗的结果能尽可能晚一分揭晓。然而，10点钟时我们接到消息，说军队已经被击败，战线也已经溃败。［军事大臣、军队总指挥］优素福·阿兹迈（Yusuf al-Azmah）据称力战身亡。我说，不，他是在麦赛伦自杀殉国的，是一位真正的烈士！21

法军在横扫麦赛伦的抵抗者后进入大马士革，也开启了一段长达26年的悲惨的殖民占领。然而，麦赛伦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叙利亚的疆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场不大的战役不仅标志着英国对其战时承诺的背叛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的破产，也表明英、法殖民利益最终压倒了几百万阿拉伯人的希冀和愿望。当欧洲人试图在中东强加其民族国家体系，将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割肢解并违背其意愿地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时候，麦赛伦就等同为原罪。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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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同样相信他们在巴黎和会上能够从英国获得独立。受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误导，埃及政界误以为巴黎和会将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帝国的时代将被一个通过践行民族自决原则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取代。同时，与英国的盟友哈希姆家族类似，埃及人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为英国人而遭受的苦难足以为他们赢得独立的地位。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已维持了36年的帝国统治。1914年12月，英国以“勾结国王的敌人”为由废黜赫迪威阿巴斯二世（当时身处伊斯坦布尔），单方面宣布埃及为被保护国。自此，埃及不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其统治者也不再是奥斯曼总督。被废黜的赫迪威被他的叔叔，即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最年长的成员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取代，后者则开始使用素丹这一新的称号。通过支持这位埃及素丹，英国人意在削弱奥斯曼素丹的影响力，正如他们希望通过谢里夫侯赛因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来破坏奥斯曼素丹反抗英法的“圣战”呼声。这一策略对埃及穆斯林乃至更广阔的穆斯林群体影响甚微，穆斯林民众继续尊崇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伊斯兰社群领袖的地位。

战争打响后，埃及支持英国战备的负担主要落在埃及劳动人民的身上：粮食以战备的名义被强行征收；农民被征召进入劳工队伍，以便为西部战线提供后勤支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很多埃及人陷入贫困。开罗和亚历山大充斥着英国和英联邦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埃及集合并受训，随后再被派往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的前线参战。外国士兵的涌入引发了他们与本地人口间的紧张关系，在埃及人看来，更多英国人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少的自由。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在尼罗河谷地区迅速传播。埃及人坚信，基于他们对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的重大贡献，他们已然赢得了自决的权利。1918年11月13日，即一战结束的停火协议签署后仅两天，一个由埃及重要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便拜访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要求实现他们国家的完全独立。代表团由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他受训于爱资哈尔，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当时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立法议会副主席。作为战前人民党的一名成员，扎格卢勒已成为反对英国在埃及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陪伴他的还有另外两位民族主义者，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Abd al-Aziz Fahmi）和阿里·沙拉维（Ali Shaʻrawi）。

温盖特接见了代表团，但在听取其要求后当即就表示拒绝。他不仅禁止埃及人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团以陈述其要求，还拒绝承认扎格卢勒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角色。毕竟，并没有人选举扎格卢勒作为埃及的代言人。

埃及代表团并没有被温盖特的严词拒绝所吓倒。扎格卢勒和他的同事们告别高级专员后，即开始为确保自身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权限而奔波。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扎格卢勒及其代表团前往巴黎，并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埃及的情况，正如埃米尔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一样。政治活动家寻访埃及各地以争取民众签名支持。尽管受到英国官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