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的帝国统治提供理想的构架，对英国政府而言成本低得多，与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低得多。伊拉克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是貌似支持他们愿望的贝尔，还是她的上司、坚持英国对伊拉克统治的阿诺德·威尔逊爵士？29

至1920年，伊拉克人已确信英国人蓄意将其国家纳入殖民统治之下。他们从远方见证了1919年埃及革命；他们越来越担忧地看到英国人抛弃了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从而为法国殖民占领铺平了道路。看上去英、法两国蓄意拒绝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并在两国间瓜分其领土，当然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1920年4月，国际联盟将伊拉克作为正式托管地委托给英国，伊拉克人的怀疑最终得到证实。伊拉克人始终将托管地作为帝国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全力阻挠英国的计划。反对派由一个新的组织——伊拉克独立卫士领导，该组织1919年首先出现在什叶派社群之中。“卫士”要求伊拉克完全独立以及英国完全撤军，因而吸引了大量逊尼派支持者。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干预，他们轮流在什叶派和逊尼派清真寺中举行会谈。伊拉克不同穆斯林社群间的这次合作是史无前例的，也为一个超越宗教边界的伊拉克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第一波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示威活动采取和平的形式。1920年5月，部分什叶派宗教人士、部落长老以及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巴格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当即对一切和平示威活动采取镇压的策略，逮捕了那些涉嫌煽动反英活动的领导人。在英国镇压下，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逐出巴格达，被迫在外省城镇和村庄中继续其反抗活动。

1920年6月底，在纳杰夫和库法两圣城什叶派宗教人士的支持下，伊拉克大起义正式爆发。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逮捕了最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设拉齐（Ayatollah al-Shirazi）的儿子。作为回应，设拉齐发布了一则“法特瓦”（fatwa），即法律意见，鼓励反抗外国占领的反叛。因担心危机进一步激化，巴格达的英国当局逮捕了多名他们认定参与鼓动骚乱的什叶派活动人士和部落首领。可想而知，这样的镇压手段很快将起初的和平反抗转变为暴力对抗。

伊拉克的抵抗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特点。运动领导层为一般行动制定了指导方针，并通过本地印刷机构印制发放。一份1920年7月在巴格达印制的传单规定了对抗的原则：“每位部落首领必须确保全体部落成员理解本次起义的目标，即要求伊拉克的完全独立。”30起义的部落民众被教导以“独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他们要确保本方控制之下所有城镇和村庄的正常行政运转；妥善看管英国和印度战俘；最重要的，他们要保留从英军俘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装备，因为这些补给“都属于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手段”。

最初，起义在3个省份同时爆发，尽管冲突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成为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地区，英国人被迫撤军，起义军则控制了城镇和村庄，建立起地方政府，成功收取税收并维持秩序。尽管英国人成功确保首都内未发生重要的起义，但巴格达周边地区都迅速被起义军控制。1920年8月，巴格达东北部多个部落发动大规模反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了巴古拜和迪亚拉河以北的其他城镇。另一次主要的起义发生在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31英国人紧急调动其他部队来增援守军，随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

面对着这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别无他法，只得强化他们在伊拉克过于分散的兵力，以便重新夺回对这块新托管地的控制权。来自印度的新增部队将驻伊英军总数由1920年7月的6万增至同年10月的超过10万。9—10月，英国人借助压倒性的兵力，动用重型火炮和飞机轰炸等手段，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再征服：9月初，他们重新攻克费卢杰，对当地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9月底，他们又转向迪亚拉河谷地区的部落，进而向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推进。纳杰夫的一位记者描绘了英军的猛烈攻势：“他们攻击并烧毁部落谢赫的房屋，房屋连同一切财产都付之一炬。他们杀害了大量民众，屠戮马匹和牲畜。”英国人冷酷无情地追捕起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谈判。“（英国）军官只想将我们赶尽杀绝，或者送上法庭，”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我们同意他们的停战请求，他们却违背协定；我们从他们手中攻陷一片地区后允许他们全副武装地撤退，他们却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近些天来，很多人口密集的城镇遭到严重破坏，血流成河；神圣的宗教崇拜场所遭到侵犯，让人痛心不已。”32

10月底，随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投降，大起义最终告一段落。起义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据英国政府估计，英国和印度士兵死伤超过2200人，伊拉克方面则高达约8450人。33对伊拉克人民的财产损失则缺乏相关的估算。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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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构成了阿拉伯现代历史中诸多最重要的阶段之一。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中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奥斯曼人的世界。通过更加精巧的官僚机构以及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通过向更多的阿拉伯臣民提供在扩大的学校系统中获得奥斯曼教育的机会，19世纪的奥斯曼改革实际上扩大了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至20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可能会感到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

1908年以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当时奥斯曼人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的欧洲省份。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的是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帝国，因而竭尽全力强化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可能疏远了一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却成功地使得阿拉伯独立看起来成为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目标。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独立统治愿望的驱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入了一个热情高涨的活动期。在1918—1920年间一个短暂、兴奋的时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的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即将步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他们求助于巴黎和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承诺的全新世界秩序，以便确认自己的雄心。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将感到失望。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法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并入了其在北非的阿拉伯属地，英国则成为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的主人。尽管对特定的边界还会做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