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主导了会议日程的制定。英、法、美与意大利一起构成四国委员会，将主导巴黎和会大部分决议的制定。经过这场长达4年的“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英、法两国决心利用巴黎和会来确定德国不会再次崛起并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划定欧、亚、非三洲的地图，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他们将以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财产来褒奖自身在战场上的努力。

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调解人之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全世界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1918年1月8日，在大会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威尔逊阐明了指导美国战后政策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他宣称要结束“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肯定了在殖民地事务中本地人口的利益应与帝国诉求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威尔逊在其第十二点原则中论及阿拉伯人的愿望，保证后者将享有“绝对不受干涉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对于阿拉伯世界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与美国这一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首次遭遇，后者在20世纪剩余的岁月中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出席巴黎和会的阿拉伯代表成员中就包括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费萨尔（1883—1933）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高原地区，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1908—1917年在任）的第三子。费萨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了奥斯曼式的教育。1913年，作为希贾兹港口城市吉达的代表当选为奥斯曼议会议员。1916年，费萨尔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并为哲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措施所震惊。在大马士革期间，费萨尔会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多名成员，后来则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的地面指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18年奥斯曼军队撤出阿拉伯行省后，埃米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其目标即兑现英国人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承诺。凡尔赛和会期间，费萨尔试图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并迫使英国人在兑现其他战时承诺之前，履行对其父亲在1915—19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做出的承诺。他与《贝尔福宣言》达成了妥协，甚至在1919年1月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在盟军满足关于阿拉伯王国剩余要求的条件下，将巴勒斯坦割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如果哈希姆家族关于阿拉伯王国的要求“哪怕出现最微小的修改或偏离”，费萨尔都声称，“我将完全不受当前协议任何条款的束缚”，11这是他在与魏茨曼签署协议的末尾写明的。费萨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有义务遵守与魏茨曼的协议。

1919年1月，费萨尔向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述阿拉伯人诉求的备忘录。他力主现实，甚至降低了他的父亲3年前在与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的很多原始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费萨尔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性，基于战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所宣称的诉求，以及阿拉伯人对盟军战时工作的贡献。他承认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差异巨大”，不可能立刻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只寻求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和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省份希贾兹立即且完全的独立；为调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接受外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保证英国在油田的利益，接受外国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宣布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中部省份纳季德（其统治者沙特家族已经与英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在阿拉伯王国的范围之内。但他仍坚持着“最终将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承诺。在结论部分，费萨尔表示：“如果我们的独立获得认可，本地人的能力得以确立，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天然影响很快就会将我们结合为一个民族。”12

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图景显然是盟军最不愿看到的。费萨尔在巴黎的出现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陷入窘境，他要求前者信守诺言，同时又妨碍后者实现其帝国野心。美国为英、法、哈希姆人三方摆脱这一尴尬境遇提供了一条出路：威尔逊提议组建一个多国调查委员会以亲自查明叙利亚民众的真实意愿。对威尔逊而言，这一委员会将为民族自决提供一个先例，将其“十四点原则”诉诸实践；对英、法而言，真相调查委员会可将对哈希姆家族要求的讨论推迟至几个月之后，其间两国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阿拉伯领土。费萨尔对这一提议信以为真，感谢威尔逊给予阿拉伯人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愿望和理想”的机会。13


事后看来，美国主导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派遣官员参与这次调研，导致实际上只有美国参与，因而也削弱了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国代表团的有效性。英、法两国无意受委员会调查结果的限制，因而也不愿让本国外交官参与这一程序。然而，《金-克瑞恩报告》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对当前叙利亚国内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份相当准确的分析”，为洞见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统治更替的这一短暂时期内叙利亚乡村和城镇社群的希冀与忧惧，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4

1919年3月，威尔逊总统任命奥伯林学院校长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芝加哥商人查尔斯·R.克瑞恩（Charles R. Crane）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两人都对中东有着广泛的了解：金是一位圣经历史学者，克瑞恩则自1878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带着会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当地代表和报告阿拉伯民众诉求的任务，美国人于1919年5月正式启程前往叙利亚。事实证明，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真相调查小组，两人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停留在当地触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波及的叙利亚人口范围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埃米尔费萨尔两手空空地回到叙利亚。面对追随者，他将即将到来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向其追随者描绘为实现叙利亚民族诉求的一项有利的进展和重要一步。他向大叙利亚各地的显贵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全部事实：关于他是如何被迫等待，如何被巴黎和会上的调解人羞辱，后者似乎决心为维护本国在大叙利亚的帝国利益而拒绝他的要求。现在既然已回到阿拉伯领土之上，用自己的母语向支持者讲话，他便反过头来蔑视欧洲人。“我前往……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以阐明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解释道，“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西方人对于阿拉伯人所知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从很多方面来讲，费萨尔所言不虚。除少数专家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普通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费萨尔解释说。

俯视着支持者的面容，费萨尔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些支持者不停地打断他的讲话来宣誓忠诚。但当他宣称盟国已然在原则上承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时，他确实言过其实了。他尝试将金-克瑞恩代表团描述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