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曼领土分割的事宜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前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Charles François Georges-Picot），英国方面代表是基钦纳勋爵中东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双方于1916年初达成协议，后俄国同意在此协议签字，条件是其领土要求得到英、法的认可。

最终的协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于1916年10月正式签署。这一协定以红、蓝两色阴影重画了中东地区的地图：红色区域代表巴格达和巴士拉，在该地区英国有权“按照其意愿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或控制”；蓝色部分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该地区法国享有同样的特权；以棕色阴影标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处理，其最终地位仍有待确认。此外，英国还宣称对从伊拉克中部的基尔库克横跨阿拉比亚北部直至加沙的区域享有非正式控制权，法国的非正式控制区则覆盖从摩苏尔到阿勒颇再到大马士革的广阔三角区域。4该协议还确认了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要求领土的边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英国稍后即后悔给予法国对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托管权，且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际化的设想也有所改变。此外，《赛克斯-皮科协定》完全没有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沟通的精神抑或文本。用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家的话来说，这一协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两面三刀行为”。5


在英国政府所有的战时承诺中，第三项承诺经证明是最持久的。在欧洲和俄国数个世纪的反犹主义运动后，一群欧洲犹太思想家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梦想达成共识。1882年起，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为逃避俄国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移民，其中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定居巴勒斯坦，总共两三万人。1882—1903年，第一波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仅有约3000人定居在沿海平原和北部卡梅尔山地区的一系列农业殖民地中，这一群体受到摩西·蒙蒂菲奥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等欧洲犹太慈善家的支持。

1896年，这一运动因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里程碑式的著作《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而加速发展。赫茨尔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记者，他大力倡导一种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即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夏，赫茨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期间正式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确定宗旨，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公法治理下的家园”。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为其计划争取国际支持。随着一战的爆发，该组织总部由柏林迁至伦敦。该组织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一位化学教授，其研究成果对战备的贡献（他的一项发现可直接应用于炮兵弹壳的制造）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府最高层。魏茨曼正是利用其个人关系寻求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支持。7两年多后，经过对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的积极游说，魏茨曼终于取得了他所寻求的担保。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17年11月2日的信件中，贝尔福向魏茨曼报告说：

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全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便利。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民族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已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8

这样一项笼统的声明显然已深入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贝尔福曾对战争内阁表示，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诉求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在俄国和美国发动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贝尔福宣言》发布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投桃报李，开始为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开展游说，从而解决了英国对于《赛克斯-皮科协议》的一大疑虑，因为原协议将巴勒斯坦置于界定不明的国际共管之下。


真相大白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12月到来，这一刻英国被迫面对其相互冲突的许诺。《贝尔福宣言》是一则公开声明，在英国政府中可公开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则不同，乃是由协约国三方秘密签订的。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后，为揭示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罪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公开俄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其中便包括构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通信记录。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秘密协定的消息首先传到伊斯坦布尔，随后才传至阿拉伯世界。奥斯曼人和德国人一致将之视为一个离间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良机。

在巴勒斯坦正遭受英军围困的奥斯曼人，迅速抓住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契机向哈希姆家族做出和解的姿态。1917年12月4日，奥斯曼指挥官哲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英国人出卖阿拉伯人做了详尽阐述：

假使英国人许诺谢里夫侯赛因的解放并非完全是幻影或妄想，假使他的独立梦想无论多么遥远都有些许实现的可能，我都愿承认希贾兹起义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然而，英国人的真实意图现在暴露了，这些意图并未隐匿多久便大白于天下。谢里夫侯赛因也将……自取其辱，这一耻辱正是他以伊斯兰哈里发（即奥斯曼素丹）授予他的尊严换取屈服于英国人的奴役状态的恶果。9

哲马勒帕夏向哈希姆家族提出慷慨的条件，希望后者能放弃与英国的盟友关系，重回奥斯曼帝国的怀抱。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仍选择维持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以寄希望于脱离奥斯曼人实现独立。但阿拉伯人对英国许诺的信任却遭到了动摇，而他们的怀疑确实有理有据：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到《赛克斯-皮科协定》再到《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已经将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绝大部分地区许诺给了至少两方，将巴勒斯坦至少许诺给了三方。


为了向阿拉伯盟友再次确认其善意，英、法于1918年11月，即奥斯曼人最终撤出阿拉伯领土之后，发布了一则缓和性的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战争目标设定为“长久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民族完全、明确的解放，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后者的权威来源于本地居民的主动倡议和自由选择”。10英国人和法国人为让阿拉伯人确信他们的行为别无他求而煞费苦心。这类言不由衷的声明在短期内平复了阿拉伯公众的不满，但对隐藏在肢解协定之下的英、法帝国利益却影响甚微。

随着大战的结束，胜利的协约国开始着手于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一个为战争所困扰的世界恢复秩序——当然是协约国眼中的秩序。在亟待解决的战后事务的冗长清单中，缺乏耐心的阿拉伯领导人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调解者将首先处理他们关切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转向英国战时许诺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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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6月，获胜的协约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超过100次会议，以向他们击败的敌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强加自己的条款。历史上首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为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离开美国。英国总理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