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萨克森的谈判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并不真正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政治冲突。抵制任何一场宗教战争的初衷使得这位新教斡旋人，在笃信天主教的维也纳朝廷和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之间采取中立的政治立场（第一章）。尽管萨克森统治者约翰·格奥尔格一世采取了这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正确解读模式，但他仍然将其视为一场政治叛乱，需要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波希米亚起义与平行进行的尼德兰起义一样，是以建立国家为目标的。只有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的真正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妥协和平，从而促成所谓的小国家的建立，比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第二章）。

战争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公开表达的，而是隐藏在冲突的准备阶段和周边，或以符号进行编码。当然，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被记录下来，成为可持续和平规定的先决条件。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事关欧洲方向抉择的因素加大了认知难度，而只有在基本的历史维度内回顾历史时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抉择，即这场战争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欧洲的国家建构将会走普世主义的道路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从德意志的小范围来看，有一条折中道路，即将两种选项嵌入同一个政治体系，并分别设置邦层级和全国层级。这场战争捍卫了这一联邦制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对其加以保障。而在欧洲，条约致力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但很难付诸实践。欧洲开始寄希望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

和平条约将决定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本道路，在最终的条约宣布、一切尘埃落定前，所有单独订立的和约都还只是没有期限保障的前期成果。唯有承认这一一锤定音的秩序政治成就的伟大之处，方能理解人们为何能容忍这场将整个文化逼到毁灭边缘的战争。

因为协调一致的欧洲秩序不可能用一份份单独的和约加以解决，而是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方向性的抉择需要一场盛大的和会，无数的单个问题则不需要。原因是，只有在和会上，平行且互相配合的双边条约，即曾经的普世主义者皇帝，法国、瑞典国王与已获得独立的尼德兰以及条约中提到的几个大国共同缔结的条约，才能建立欧洲的国际体系，也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和会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开会开了四年，与此同时，战争并没有停火，而是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杀气腾腾的战斗进行到最后，仿佛每个人都想打赢德意志这个普世大国，令后者愈加荒芜。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备受赞誉的和平典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好在其结果，而不是其拖拖拉拉的实现过程。《吕贝克和约》和相对坎坷的《布拉格和约》均在几周内签订，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涉及的维度更为宽广，也无法解释谈判为何拖延了近五年之久，反而体现出某些参与者缺乏和平意愿。此处或许也能看到一个减速陷阱。如果不停火，但在威斯特伐利亚给谈判者开辟出一个非军事区，并给予良好的照料，完全将战争疾苦从谈判者视野中清除——这样做无法促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安全地带，人们更愿意长时间试探而非认真谈判，直到才华卓越的皇帝特使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的到来。他知道，皇帝和帝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并且在审慎地咨询后第一次提交了条约草案。这份草案离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远，但是它一下子就遭到了拒绝，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心灰意冷，重新启程离去。于是，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Sigrid Westphal，1963—　）(1)提出“允许加入”这一概念，即本书中用的“入局”一词，强调了人们被迫允许真正受影响的地方代表加入和谈，一点一点地通过跨教派的“第三方”处理完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成功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决定性一步。比如，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附属大会上，帝国等级按规定将500万帝国塔勒作为约定好的赔款分配给瑞典，从而将德意志从外国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这是欧洲团结的重大成就，虽然现在鲜有人提及。

本书突出强调了对和平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机构，这一点对于帝国而言意义非凡（第六章）。一方面，各种机构坚定不移地持续运转，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造出一个供人支撑的扶手，让人们得以幸存下去；另一方面，机构本身也化身为和平的积极元素，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敦促和平（第七章），并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带入有序的战后局势中。此外，也有一些与帝国等级、帝国大区和帝国法院完全不同的机构。或许被部分国有化了的“常备军”可以算进去，与自由散漫的半私人部队不同，他们是有组织的联络对象，构成了各政权谈判时的生存筹码。人们尤其不该忘记的是拥有站点和时间表的高度组织化的帝国邮政，由于战争对信息的高度需求，它作为唯一的信息机构甚至经历了一波迅速的发展。帝国的联邦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并历经考验，扛过信息闭塞时期所有的恶意诽谤，最终得以顺利运行。作为欧洲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之外的另一条建构国家之路，德国的联邦制度完全没有被高估。英国科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1967—　）(2)领导的一个国际工作组甚至建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联邦模式作为解决当前中东冲突的方案——即使该模式被人们不经意间理解为欧洲模式，尽管它只在德意志帝国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