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男人创造历史”，19世纪激进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这句话一度令人耳熟能详。不过，这句话早就没人引用，也早就不是一句正面论断了，原因很好理解。比如，三位真正在历史上权势熏天的女性统治者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也纳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了近代早期，这一点有些荒谬。此外还有很多女性风云人物，如1648年前后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黑森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Amalie Elisabeth，1602—1651）等。完全撇开性别因素，确切地说，是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政治进程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个人。但有时，的确是人推动了历史。三十年战争中充斥着这样的人物，本书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显然谁在危机和冲突中掌握权柄，从古至今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个人层面恰恰起着重新建构的关键作用。维也纳皇廷的三位和平活动家中，颇有影响力的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前一年去世，首席顾问克莱斯尔在事件发生几周后被政变推翻，而距开始仅一步之遥的埃格尔谈判最终因皇帝马蒂亚斯的驾崩而灰飞烟灭。接手政权的是两拨人，一方是好战的费迪南二世及其追随者，另一方是围绕“冬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激进团体，随后出现了更多的死亡和卫戍更替，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人们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接二连三的个人层面上的倒霉事，三十年战争或许根本打不起来。对于谈判而言，个人状况和幸运时机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无独有偶，另一个在不恰当时机死亡的，是已转变为和平活动家的瓦伦斯坦。维也纳朝廷有两层诉求：其一，通过铲除军队主帅，将瓦伦斯坦的军队国有化（第三章）；其二，通过同一个人即指定的谈判代表瓦伦斯坦，与萨克森达成和平。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就像第五章中所述，两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行进行着。谋杀任务早了几天完成，于是和平遭了殃。这是失败、倒霉和谬误？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中部的媒体试图化不利为有利——第二年，皇帝与萨克森订立和约，媒体将其报道为死去的和平缔造者留下的遗产。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个人层面上也有创造机会、促进和平的机会。比如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他始终热爱帝国，在教派政治方面态度温和，致力于达成谅解与和平。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统治着当时最强大且富有影响力的选帝侯国，长期积极支持他的有舍恩菲尔德的卡斯帕等一众幕僚。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萨克森使团里颇有权威的约翰内斯·洛伊贝尔博士（Dr. Johannes Leuber），他是主要的冲突调解剂——“正常年”1624年的发明者。此外，还有瓦伦斯坦与效力于萨克森的阿尼姆总司令之间独特的关系：一对彼此交好的敌人成了谈判伙伴，若是瓦伦斯坦能活下来的话，他们俩定能成功实现和平。

说实话，一些乱世枭雄死去的时间恰到好处，避免造成更多损害，从而给和平带来一线生机。对于法国而言，这一点适用于皇帝亨利四世，他在史书中因结束了法兰西宗教战争而获得荣耀，实至名归，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约在三十年战争打响前10年，他想要利用某次地区冲突来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大国之争。不过，亨利四世恰巧因暗杀而殒命，这对于德意志的和平而言是一大幸事。而在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意外战死，将这位双重意识形态的哥特主义新教战争策动者带离了战争剧场的舞台。这给瑞典的主和派以及踌躇不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启了另一种选项——不过，这一选项却被强大的瑞典将领以及法国人颇有吸引力的结盟提议斩断了。

一桩桩个人层面或时间上无法控制的事情碰到一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的巧合，产生了一个平衡的结果，它能帮助人们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何种种阻止战争的和平努力均付诸东流，却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解释。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人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