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和平＝幸福　战争＝痛苦》，1648年

树状的葡萄藤蔓将两个寓意形象分在两侧。左侧的背景是井然有序的风景，缠绕的葡萄藤下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翅膀的和平之神，一手扶着丰饶角，一手握着棕榈叶拂尘；右侧光秃秃的树枝下，战神玛尔斯拿着武器袋、火炬，头顶是战争的风暴。这张传单将两种文化状态进行了对照，并认为和平是更好的选择。树干上挂着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瑞典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要签字国的徽章，为这一选择作出了担保。



希罗多德被视为欧洲史学的先驱，他记载历史，让光荣的过去不被遗忘且保持鲜活。但历史几乎只是由战争和战争英雄构成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不久前。难怪新的“非英雄”世代更愿意转向其他主题。希罗多德的接班人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已经质问了战争的诱因和缘由，而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27年，也接近30年了。随后，在这种观点下，一项新的历史学的和平研究重新聚焦欧洲战争，但现在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战争的原因来帮助人们避免战争。这是为战争与和平带来一整套全新见解的重要一步，也为特别不太平的近代早期带来有承载力的整体结果。那是一个向新趋势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出发点不再是必须被铲除的战争，而是亟待建立的和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政治实践问题抛给了历史学，该问题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der Friede aller Frieden）是否准备好了思想、方法或手段，帮助人们结束已走入死胡同的当代战争和冲突？历史学家不必过多地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其战争背景割裂开来看，但随着侧重点的更新，整个三十年战争史又呈现出另一番光景，令人震惊。

这本关于“战争的战争”的著作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本书没有在催生战争的前史和寻找战争原因、纷争中耽误时间，并且对战争和战役史保持克制。但是，它却并不是贸然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解决冲突的对比性背景加以分析的。相反，这部全新的、有几分别出心裁的历史是从这场战争灾难的巨大和平需求中衍生出来的，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

在引言中，本书讲述了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近一半德意志人口损失的情况下，如何衡量战争恐怖及其造成的影响，并由此提出问题：真的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情况吗？饥荒、瘟疫和战争暴力构成了死亡三角，编年史学家视其为整个文化的生存威胁，着眼未来时则质疑到底还会不会有未来。而位于死亡三角顶端的战争暴力强度大、后果严重，令以上问题愈加迫切。最后，面对异常可怕的儿童命运、备受珍视的女性贞洁以及不带有任何爱国成分或宗教意义的士兵死亡，本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容忍这种打击整个族群、违背自身文化准绳和价值观的侵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所有的神学教派都失灵了，它们把战争归咎于上帝对一切的惩罚，而不是像当时常见的那样认为这是需要与之斗争的魔鬼的杰作。直到最后，教会才规劝当权者应当遵循基督教的和平信条。另外，在整个中欧文明行将因战火而崩溃之前，就真的没有人干预过吗？

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制订了计划，寻求机会并有所行动，这一点令人震惊。如人们致力于从政治方面阻止战争，似乎有了和平的可能，却还是错失了机会。这项和平事业贯穿战争的始终，而对于通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路上最有希望的站点，本书均进行了近距离的考察。值得铭记的是，1619年几乎接近成功的《埃格尔和约》，如果成功的话，它必定能将德意志的战争扼杀在萌芽时（第一章）；值得回忆的还有1629年的《吕贝克和约》，它给予帝国一个战争间歇期，有可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完全结束战争（第三章）；或许，还值得怀念的是1635年伟大的《布拉格和约》，这份和约由皈依和平的瓦伦斯坦推动，立足于更全面的欧洲全局观，目的是把德意志从厄运连连的战争危局中解救出来，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前10年（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这些契机和其他种种行动均未能阻止或结束这场大战，但它们并未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反而具有重要的试验价值——有的是根据试验规则“试错”，有的则成为最终和平的基石。最后，人们对沿途出现的观察和反思进行甄选，进行某种系统的汇编，并追问其是否具备和平史的潜质。其中一些内容仅对结束当时的战争至关重要，很多内容则汇入了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轨道，而另一些和平知识或许对解决我们当代的冲突和一切战争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