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

——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奥格斯堡和平之车

在这张奥格斯堡印刷的版画中，一副车驾正驶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驾车的不再是凯旋的统帅，而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和平。车驾经过刻着和谈核心概念的立柱，越过手持武器的战神玛尔斯。马的身上挂着纹章，象征着新的欧洲国际体系。强国之车的形象是非常有表现力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文本中详细讨论。



为了完成真正终结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大业，欧洲大国花了四年时间。其中有诸多原因，而在文件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文书》（Acta Pacis Westphalicae）中，仅完整的皇帝通信系列就有10卷，囊括了所有的原因。帝国摆开了战场，却更加迫切地需要和平，并且……



求救


……不能再等了。诸侯和帝国等级正敦促平易近人的皇位继承人费迪南三世，如有必要，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最终缔结和约。最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向皇帝发出最后通牒：为了帝国，应当断绝与一直打仗的西班牙的联系，方能实现和平。他认为，将波罗的海拱手让出，虽然算是往瑞典人手中放了一把打开帝国的危险钥匙，却获得了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从旁协助。但是，为了亲爱的和平，除了通过谈判尽可能地缩小瑞典人的疆域，并同意受损失的当地邦君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易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做的——即使这样会对萨克森不利。阿尔滕堡和其他帝国等级一再强烈要求快速达成和平协议。在感到绝望时，一个接一个的帝国等级实施停火、缔结特别和约，甚至像巴伐利亚那样，致力于与国内的篡位者进行联盟谈判。

由于皇帝的所有支持被切断，也为邦国和民众考虑，萨克森甚至退出了战争。在第一次拉拢尝试中，瑞典人没能成功地把这个受到威胁的邦国中立化，因为在最后时刻，这位不太好相处的选帝侯借口可能会“产生误会”而拒绝了瑞典人。瑞典陆军元帅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on，1603—1651）向他推荐了一份有利于新教事业的协定，约翰·格奥尔格却宣称这是一个有损名誉的指控，称他此前履行选帝侯的职责并非为了新教利益。但是，当瑞典人已经来到邦都德累斯顿城下时，萨克森人只能于1645年9月6日在易北河畔郊区的教堂签订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拔高一些来讲，作为《克茨申布罗达和约》（Friede von Kötzschenbroda）被载入记忆文化，因为瑞典占领萨克森部分领土向萨克森施压，给这个邦国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最终的和约则是《艾伦堡和约》（Frieden von Eilenburg）。为了争取萨克森的支持，瑞典人特别考虑到了选帝侯对皇帝、对帝国的义务，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军队过境权，答应萨克森军队可以继续在帝国军服役。尽管如此，维也纳方面的密使还是试图阻止，但却徒劳无功。萨克森人的特殊和约应该“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之前一直有效”，从而作为一个预备阶段，无缝衔接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是日期的设定也象征了最后的结局：4月初签的字，日期却往前写到3月31日，因为那时4月是“如此不稳定的月份”。

越来越多的帝国等级愈加坚定地认为，他们不应该把一切都寄希望于欧洲大国间无实质性进展的谈判上，并决定自己前往奥斯纳布吕克。不过，皇帝一开始不肯让人夺走独一无二的谈判领导权，拒绝批准其他帝国成员加入。但是，帝国大区决意派法兰克尼亚帝国行政区代表，接着又派出施瓦本帝国行政区代表前往奥斯纳布吕克，而这一未经授权的“入局”也为帝国等级打开了谈判之门。

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而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帝国等级们参与了两个城市的会谈，他们喜欢在半道上的伦格里希（Lengerich）约见，彼此间按照与帝国会议类似的形式进行讨论。对帝国问题负责的使者们给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并主要就各自的宪法和宗教问题达成了共识。在谈判最后一年的年初，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Konjunktion），他们是：新教方面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斯特拉斯堡、恩斯特系萨克森诸邦国，以及在帝国中担任要职的美因茨选帝侯国、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和当时很有争议的约翰·菲利普·冯·舍恩伯恩（Johann Philipp von Schönborn，1605—1673）(1)。他们最后完全大权在握，不允许再有任何的借口和迟疑，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但是，在这场漫长战争的漫长和谈中，除了细枝末节，到底谈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