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建构国家之战的结局

波希米亚起义宣告了这场全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的开始，尼德兰独立战争又使其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战争中，个别等级对哈布斯堡成为普世大国的追求提出了反对。从一开始，拥有黎塞留的法国和17世纪30年代起拥有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同时参与角逐，各自怀着对本国一统欧洲、建立普世政权的目标，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对抗。然而，这三个候选国中，并没有谁能够赢得这场争夺统一的欧洲领导权的斗争。一个妥协的方案呼之欲出。然而，只要欧洲通过什么方式建构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定论，妥协方案就只能停留在试探或最多停战的阶段，直到下一次战争开火。

因为，只要领导位置虚位以待，等级森严的欧洲理想仍然存在于政治秩序理念中，就会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夺这个位子。欧洲需要一条创造性的出路，一套与普世等级制不同的规范，需要改变范式。当时的政治理论已经致力于此：如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胡果·格老秀斯等开创的哲学国家理念、政治主导思想，首先是主权、国家至上主义和国际法，让人们最终以复数形式思考“国家”（Staat）这一概念。普世君主制的概念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于是，平等共存的理念出现了，那些理论著作使欧洲的新秩序合法化。一切欧洲国家均无须臣服于某个政治机构，它们必须互相承认，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正是这种新模式，没有把国与国之间的并立视为必须铲除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作为一种合法的欧洲秩序，才使得在此基础上走向全面和平成为可能。

这次“平权活动”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它在四年的时间里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考究的仪式，尤其是程式化的条约文案，正规地践行了新的秩序。因为，首要的缔约方即哈布斯堡皇帝，一方面与法国国王谈判，另一方面与瑞典国王谈判，他们作为曾经的普世君主候选人都作出了让步，不得不相应地减少各自对统治权的要求。在同时发布的条约序言中，他们均以不幸卷入战争的同等级君主身份出现，回顾了战争历程。

具体地说，为了达成和约，三位决赛选手不得不降低各自对几乎完全被占领的德意志进行普世统治的要求，仅满足于顺手捞走一些利益。法国获得了莱茵河畔的一些土地和阿尔萨斯的10个帝国城市，但有很多附加条款的限制，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些领土是不是真的在国际法意义上被割让了——从安全政策上讲，这是一种危险的先行达到和平的方法。瑞典得到了一些沿海城市和邦国，但并未将它们从帝国割让出去，而是瑞典加入了帝国，并在帝国会议上代表它们——这是一种温和且更值得推广的吞并形式。然而，皇帝想要为帝国和奥地利求得和平，只能跟西班牙分道扬镳，后者放走了尼德兰，却又不得不继续跟法国打了10年仗。比起获得的莱茵河畔的土地，法国媒体庆祝更多的则是哈布斯堡普世大国分崩离析并被拆成一个个小国的事实。对于皇帝的声誉和德意志民族帝国的重新繁荣而言，这样的限制也是一种收获。

大众媒体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图片报道喜欢把缔结和约的三个前普世大国按三叶草形状排列，形象地表现了欧洲多国制的核心，同时也尝试了其他的呈现形式。其中最有表现力的是在奥格斯堡印刷的《和平之车》（Friedenswagen）。一辆并非由胜利者而是由和平女神驾驶的马车，滚滚驶过被摧毁的军事装备。这一画面形象地象征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名言即“和平是万物之中最好的东西”。和平之车扫过数根立柱，立柱上刻着铭文“理性状态”，即国家利益至上主义，以及“大赦”，即条约中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及此后排除了一切阻碍和平的战争债务争议。这辆车由四匹马拉着，马的胸前各挂着一枚本国的纹章：法国百合、瑞典狮子、帝国之鹰以及西班牙的纹章。尤其和谐的是，拉车的不是三匹而是四匹马，即哈布斯堡家族的德意志支系和西班牙支系的分离已然被包括在内。因此，这幅图片实际象征着四个国家将欧洲这辆破车从破碎的普世大国迷梦中拉出来——强国之车作为欧洲国际体系的象征。图中没有呈现的是尼德兰，它不仅得以独立，而且还获得了自己的和平条约，象征性地将尼德兰与西班牙以及其他值得缔约的强国等同起来。与此同时，瑞士人则不得不屈就于一项小小的和约条款。然而，荷兰的绘画界则凭借特·博尔奇（Terborch）的宏大油画主宰了记忆文化，这幅油画其实只是展现了特别和约的谈判过程，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象征。

就这样，人们作出了反对欧洲走上一国制建国之路的决定，没错，多国制的欧洲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入了国际研究视野，并将欧洲历史推进了现代的门槛。然而，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历史走上了另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