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移民和机构幸存下来

“11月12日，一名陌生女子来到门前”，1636年埃尔兴根修道院的厨房主管伯岑哈特记载道，那位女子说，“教堂的高级教士或者某位僧侣应当马上赶往乌尔姆城，因为一封重要的委托书即将到达那里，为教堂服务之人，也就是说周边所有高级教士都将聚集到那里。如果大酒窖技师在场，他可以出席，要么就是修道院院长亲自前往，然而两位高级教士均不在家。人们给了那个女子面包等一些吃的东西。之后，人们把她和一位普通僧侣一起送往乌尔姆。那个可恶的女人却很快在塔尔芬根（Thalfingen）(2)附近和他分开，这样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四月里，教士回来了，一脸不高兴。那个心眼很坏却饥肠辘辘的女人不过是为了要口吃的。神呐，有什么不能怪到饥饿头上!”

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编年史学家对这种狡猾的生存技术表示理解。毕竟，饥饿是真实的，去乌尔姆的步行道路也很遥远，行政区和教士大会也真的举行了，该编年史的其他章节对此有过记载。这个非常真实的愚人节玩笑的笑点，来自人们脑海里和脚下这个战争社会的机动性。而此情此景下，将战火中依然运行的公共机构作为借口，倒也可信。很多机构在战争中依旧运作着。此时，移民和沟通、融合和机构标志着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策略。

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尼德兰，曾是大规模战争移民的先驱。受迫害的宗教改革者从尼德兰逃往德意志北部，小部分人逃往德意志西部。北部新教国家逐渐形成，同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天主教南方发生了某种教派上的人口交流，产生的经济利益也使独立的尼德兰受益。最引人注目的宗教移民则是15万名来自波希米亚的新教居民上演的一出“出埃及记”（Exodus），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被当作政治难民、被驱逐者，大多数则作为宗教难民越过国界。彼时，波希米亚战败，祸不单行的是，在《归还敕令》实施的年代，新教徒被无情地天主教化，波希米亚再无新教徒的容身之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萨克森定居，沿着波希米亚边境，从易北河谷到德累斯顿住下来，也有人在埃尔茨山脉、齐陶（Zittauer Land）(3)以及卢萨蒂亚安家。这样的定居情况，仿佛表明了他们想在情况好转时返回故土的意愿。那时的一个中心是皮尔纳，也就是布拉格和谈试探性会谈的举办地，尽管萨克森选帝侯付出过努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与《布拉格和约》一起被埋葬。波希米亚移民受到信仰相近的萨克森人的欢迎和萨克森政府的支持，比如借助教会提供资金并允许他们用捷克语布道。邦内的分配不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带来了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和防卫反应，但在当时这种反应是有限的。这种细致的融合取得了成功，就像后来流亡德意志各邦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那样，融合跨越世代，直至语言上完全同化，而融合也丰富了德国的波希米亚工艺和音乐文化。然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对融合的支持保护了战火中的人们免受迫害。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也产生了战争难民，主要是教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但并未形成真正的难民潮。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是由整个地区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损失造成的。当然，移至人烟稀少地区也没那么快，虽然有空间给移民居住，但基础设施和生存环境还无法如此迅速地恢复。例如，施瓦本汝拉山脉（Schwäbische Alb）(4)的一些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受损严重，但最终来自蒂罗尔（Tirol）的人们还是定居了下来。赔偿和重新安置人口成为一个战后问题，但也可能始于战争期间。移民运动背后的人口机制和旧的欧洲生物社会的人口管制，因房屋空置和职位空缺造成婚龄下降与后代增多，这些均不利于人的尊严、个体的自我建构等人文主义形象，却帮助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幸存下来。

然而，对于一些人的个人生存而言，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争迁移，即临时短距离迁移，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所谓的避难（Einflucht）。在军队逼近时，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人不得已时试图藏身树林，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撤到坚固的城墙后。比如乌尔姆就及时更新了堡垒带，在整个战争期间为本城的无数农村人口和其他人员提供避难所。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会优先接纳本教派的信徒，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同教派间的友爱互助，就越来越不是一个禁忌，比如天主教教徒会将储备物资存放到邻近的新教帝国城市或行政区城市中。巴伐利亚城市韦姆丁（Wemding）完全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城市，最初吸引的主要是天主教难民。但是，作为军用道路之间的一个盲点，韦姆丁相对安全，于是它越来越多地向其他教派的邻居开放，并最终成为周边地区农民的跨教派避难中心。为此，人们需要一个地区性预警系统，即使是简单的装置也可能有用。雇佣兵哈根多夫对某个村庄针对他这种人的预警装置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在教堂塔楼尖顶悬挂一只篮子，危险来临时，放哨的人会把篮子倒过来，然后所有人开溜。邻里之间对军队过境的预警和报告系统可以互惠地扩展到整个城市链与统治链。在这方面，肩负统治重任的帝国行政区也形成了组织有序的框架。

面对危险，人们可以选择逃跑或者坚守。除了为生存而移民和流动外，在充斥着无休止军事暴力的最后一个漫长的战争阶段，维持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抵抗，这种令人震惊的抵抗最终具有决定意义。曾有传言指出，在混乱的战争中，家庭以及一切社会关系都崩溃了，但许多编年体史书中的记载均反对这一点。在编年体史书中，恰恰是配偶、子女和亲属以及地区共同体间的基本关联变得很明确。这些由人类学和社会设定好的小小单元在战争危险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其力量，这样的经验正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不能被忽略的。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系统基本存在，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城镇当局和各领地庄园试图保全其成员免于毁灭，如设法储存紧急供应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谷物的种子，以便未来继续发展经济。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是一位领主，在敌人进犯的紧急情况下，毫不介意将农民的牲口安置在修道院的十字形回廊中，并将圣所作为人们的藏身之处。政治组织也与军事指挥官达成了妥协。“保护措施”（Salva Guardia）是与军方合作的一种仪式化形式。双方上层商定，军方提供安全通行证或保护卫队以抵御抢劫，民方支付一笔费用，这通常会带来一个双赢局面，因为保护者会得到供养。针对法兰克尼亚伯国霍恩洛厄（die Fränkische Grafschaft Hohenlohe）的一项个案研究，揭示了整个战争时期持续运转的国家和教会管理的成就，这种管理有助于放下战争经历，并得出结论：“政府和教会的存续得益于战前建立良好的秩序，人们应当恢复这种秩序。”

这一经验可以加以推广。领土的组织，即邦国、领地和城市的划分受战争影响而有所推迟，却在这场毁灭性战争中保存下来，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保留下来的一系列文件见证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活动，在某些地方，随着战争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邦国的组织能力、行政能力日益增强。此外，整个地区的合作形式可以借鉴传统的帝国行政区之间的团结互助模式，在这些行政区中，“多君主的”施瓦本行政区和法兰克尼亚行政区在实施上级的任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1640年在雷根斯堡重新召开第一届帝国大会时，尽管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还是很清楚应如何操作，并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