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结局

此时，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有了一个明确且实际的短期目标：从欧洲强国的占领下获得解放，尤其是从一直占据德意志半壁江山的瑞典人那里。和约也应对瑞典人开放，然而，考虑到该条约的民族主义文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该条约禁止一切包括天主教同盟在内的特别联盟，将两个教派的帝国等级都聚集到皇帝以及新召集的皇家帝国军身后。

一些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布拉格军队改革”背后帝国力量的加强，无论是希望的还是怀疑的。不过，即便如此，中央集权国家、“绝对主义”议程或潜在发展都谈不上。虽然新的帝国军队接受皇帝的最高统率，但很快又出现了一些规定，即三位武装的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分别被任命为各自军队的将军，这样一来，军队在组织上根本没有太大变化，这也符合实际执行情况。君主主义倾向主要适用于皇帝第一个阶段的胜利以及由此产生的1629年《归还敕令》，而这个法令刚刚被纠正，不再适用于1635年前后的情况。《布拉格和约》在很多方面已经预示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皇帝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能开辟出一条替代性的建构国家之路，却充当了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转向双方的让步和共识，以及帝国的普世权力和宗教权力间的合作。

事实上，以上的一切都有助于建立对占领国的威胁。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帝国的每个人都“不该休息和庆祝”，直到人人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另一个前线阵地打仗。又是萨克森，受皇帝委任担任执行《布拉格和约》的全权代表，在多个层面上努力协调，向前盟友瑞典人解释《布拉格和约》，要求他们最好在完成各自事业后自愿离开。事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单纯，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向他们提供了好几倍的金钱补偿，就像1648年瑞典拿到的赔偿款那样。克里斯蒂娜女王和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已经完全准备好终结这场深入遥远国度的战争冒险。甚至瑞典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始时也完全没有反对，但他却被来自法国的支持和鼓励改变了主意。瑞典军方领导层并不想知道和约的内容，因此拒绝了萨克森的提议。若该提议被采纳，不仅对德意志，而且对瑞典军队和国家都要好得多。

现在，萨克森也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皇帝和帝国一方继续战争。如果1636年帝国联军能够在勃兰登堡的维特施托克战役这一决定性大战中打赢瑞典人，那么，《布拉格和约》可能就是战争结束的开始。但仗打输了，只留下了开头所描述的乱葬坑。瑞典公开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首当其冲的则是萨克森。萨克森选帝侯带领他的邦国顺利地熬过了战争的第一个10年，现在却陷入战争的旋涡，并受到双重摧残：在《布拉格和约》之前，萨克森被表现完全不像帝国军的帝国军蹂躏，之后被服务于瑞典的军队破坏。两者均严重损毁了萨克森丰富的城市景观，且以典型的战争节奏进行轮番破坏——常规的包围、炮击、纵火，接下来是和解与破坏欲下降，复又对妇女儿童无节制地疯狂施暴。萨克森的政客们拯救了帝国，却没能保全自己的邦国。由于生存基础遭到破坏，萨克森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

相应地，获悉《布拉格和约》即将来临且最终得以签订的人们感到非常失望。一直消息灵通的哈佩，曾热切地接受了整个战争期间的每一个和平谣言，并一再“急切地期盼珍贵的、亲爱的和平”。他跟进萨克森和皇帝间的谈判进展，并在1635年6月缔结和约后要求举办一个公开的致谢庆典，在庆典上祈求上天的垂怜，让其他诸侯和帝国等级也愿意接受和约。但是，人们期待的是“普世和平”，而这位编年史学家则有了不好的预感，即局部和平“可能产生更大更多的战争”，因为人们“对这种和平感到更加郁闷、震惊，而不是喜悦”。亲爱的和平是用语言宣布的，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和平的硕果”（fructus pacis），就很快听说了敌人入侵的消息，1635年9月，敌人真的来了：“瑞典军队”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劫掠，“不肯接受和平”。

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最后一个漫长的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这三大普世强国完全被激发出清晰可辨的战争暴力，如怪兽般再一次扑向百姓。它不仅延续了上一段战争暴力，而且更疯狂、更残暴。于是，把外国势力驱赶出去，由内而外达成欧洲和平，对于德意志而言便显得愈发急迫。鉴于这一点迟迟没有实现，人类乃至整个文明和中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才能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