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正如其他历史故事那样，这场“战争的战争”也准备好了一个“扫罗变保罗”(4)的故事。这个皈依故事已成为谚语，其中，正是扫罗这位前基督徒迫害者转变成了首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故事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逐渐升华成战争与和平的对立。这位受到后世赞誉的“和平使徒”，其人生比上文列举的几位历史上的追随者更富有戏剧性，他为自己卓越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曾经殉教的使徒那样）——他就是瓦伦斯坦，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将他描述为战争的策动者和常备军思想的先驱。瓦伦斯坦的另一段故事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追求者的故事。他一直在试探、谈判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无论人们如何建构、探求他的动机并作出评价，（无法否认的是）瓦伦斯坦所做的一切本应该能终结战争。

现在，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预演过又在历史中多次轮回的故事——“扫罗—保罗—叙事”表示怀疑，质疑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正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可以被理解为通俗易懂的、塑造历史事件的文学虚构。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指出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以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女神克莉奥（Klio，也作Clio）也是在“创作”，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服务于文学形式，且始终只能保留对“原始资料否决权”的尊重。该要求是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5)按照经典原则所提出的。在这里，原始材料倒是充足，因而这种叙事模式可信度较高——当然要对《圣经》模型有所削减。在“扫罗—保罗—叙事”中，人们不能或只能少量利用时间、地点可考的突然改变信仰的“保罗归信”（Damaskuserlebnis），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改变信仰却有一个转变或重新权衡的漫长过程。就瓦伦斯坦而言，战争军事方面和政治外交领域往往是同步的。因此，在瓦伦斯坦第一个统帅任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史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需要从和平史的视角进行重新评估，它们仿佛是有限度的尝试，是其第二个统帅任期内伟大的和平倡议的先声。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政策思想的统帅，瓦伦斯坦早在1626年就在进军东南边陲时有所行动，而在东南边陲，土耳其人的利益和奥地利西本彪根的利益在此碰撞。这本就令人惊讶（根据以强权国家为导向的奥斯曼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反应已令整个欧洲惊讶），夹在两场扩张战争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恰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继续按兵不动，放走了这个介入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即最终击败忙于在其他战场作战的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帝国军。其他区域的战争纠葛、王朝的脆弱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顶层权力交接混乱，哈布斯堡反对派要求紧急干预君士坦丁堡，好战的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又在此时请求支援——这时局怎一个“动荡”了得!在这一棘手的情况下，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主力军同贝特伦·加博尔联合部队及苏丹派来支援他的奥斯曼大军遭遇。双方先头部队的小型军事行动很快中断，这两支几乎势均力敌的部队不知所措地面对面驻扎下来，陷入僵持。

现在该怎么办呢？交战双方内部进行了全面协商，并在战场上与外国观察员进行了沟通。指挥土耳其兵的是布达佩斯帕夏(6)，他得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示，要求他只要跟贝特伦一起守住边界就行了。那他到底应该走多远呢？这位年轻的帕夏想冒更大的风险，但经验丰富的贝特伦提醒他要谨慎，不管是考虑到不明朗的态度还是出于对瓦伦斯坦的尊重。而对面的瓦伦斯坦却透露，他并不畏惧西本彪根奥斯曼联军，但他想先等一晚上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对方部队却率先撤退了。瓦伦斯坦没有将此解释为脱逃，也没有按照军事逻辑乘胜追击。原因是，即便他可以借此成为战胜土耳其人的大英雄，收获功与名，却有可能因此挑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事态若发展至此，恐怖的战争剧场或许会再度扩大。在一场对土耳其战争的边缘，瓦伦斯坦这位兼具政治思维的军事家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作出了贡献，至少让奥斯曼帝国按兵不动，没吃大亏的贝特伦则与皇帝签订了和约。

然而，相较于帝国政治家的身份，早年的瓦伦斯坦或许更是一名成功的欧洲政治家。当他在同一年即1626年率军征讨尼德兰行政区时，他的行军包里还装着一份皇帝给他的谈判任务书——该行政区须解除武装，并承担帝国军的军费。该行政区会议对此表示反对，称他们为了维护本邦和平而自行武装是应有的权利。皇帝不愿接受这一说辞，瓦伦斯坦也无法理解，因此也无从调解。面对该行政区，他坚持认为对方违宪，认为皇帝对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在下一次与欧洲君主国的谈判任务中，他却完全打消了为皇帝索要金钱赔偿的念头。同样，之后与丹麦进行的一系列和谈也没怎么顾及帝国等级，但这些和谈均取得了成功，并给德意志带来了一线和平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