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大哥特普世主义候选人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宣战书并未援引教派方面的论据，而是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陈述理由。宣战书声称，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系列挑衅和侵犯，瑞典必须重视自身安全并进行自我防御。宣战书的撰稿人是饱学之士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n Adler Salvius），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宣战书那样，他在文中始终遵循“正义之战”的说辞，且在瑞典史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防御性的安全利益框架。为了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安全，眼下占领德意志的波罗的海邦国显然是一次极端的前瞻性防御。饱受争议的波罗的海帝国舰队则从未达到瑞典舰队规模的四分之一，它的创建也根本不是针对瑞典，而是针对背叛帝国的尼德兰。不过，如果涉及“波罗的海的统治权”（dominium maris Baltici），那么瑞典人在德意志的攻城略地之举则并不是一场防御战争，而是一场扩张战争。事实上，从瑞典占领芬兰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占领了波罗的海海岸线，将港口税收纳入瑞典人的战争账户。瑞典人在相继占领多恩岛（Düna）(9)、默默尔（Memel）(10)、维斯瓦（Weichsel）(11)之后站在了奥德河畔（die Oder），也就此站在了德意志民族的帝国领土上。此外，古斯塔夫二世已盘算过干预德意志与丹麦的竞争，顺带保卫施特拉尔松德。但最终，他挺进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并敦促瑞士人加入他的行列。显然，这不再只是关涉波罗的海的利益了，而是欲将皇城维也纳也即阿尔卑斯山口纳入其势力范围。所以，这不仅仅是关涉民族利益政策的问题。

政策亦自有其理念，如哥特主义（Gotizismus）。瑞典人将自己视为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哥特民族的正统后代，认为自己有能力延续哥特人撼动罗马帝国的伟大功业。这绝不是形形色色的文学虚构。其中最有名的是16世纪时约翰·马格努斯（Johann Magnus，1488—1544）(12)撰写的哥特人史，这是一份政治纲领。瑞典国王也是哥特人国王，统治者的计数要追溯到哥特统治者，以建构其连续性。在接手政府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就已经以哥特人国王的身份登基，并宣布，哥特人尚未征服全世界，是为了给瑞典人留下一些事情可做。在试航时沉没的国王旗舰如今高高在上、供人参观，上面的形象装饰以清楚明了的象征意义，将瑞典狮子与一系列罗马皇帝和哥特勇士融为一体。在起航驶向德国之前，古斯塔夫二世向瑞典贵族起誓，必以其哥特祖先的征服战争为榜样。

当然，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大哥特主义者的瑞典人没那么容易到达德意志，但一系列证据和迹象表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其漫长一生中曾经追求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此，我们能在系列传单上看到一个特别直观且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传单读起来就像一个图片故事三部曲，讲述瑞典干预的动机、合法性和目标。在第一幅图片中，背景是“瑞典国王”缔结和约，与“波兰国王”告别(13)，目的是转向帝国。国王们站在一座山的前面，它象征性地隔开了波兰战场和新的行动空间。在新空间的背景中，用帝国之鹰装饰城门的“罗马帝国”的剪影清晰可辨。一切指引国王向前：一个伸出双臂的天使，在路边乞求地挥手的“基督教教会”的形象，从云端伸出来的先知之手，乃至整个图像展现出的艺术意图——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29年与波兰停战时确立的优先干预帝国的决定可视化了。

那么在下一张图片上，一架凯旋战车载着身披骑士铠甲的国王滚滚驶向近在眼前的帝国象征，在城堡坐落的山上，人们能看到象征皇帝和选帝侯的图形。“遭驱逐的诸侯们”推动政治战车，乞讨的教会虽被蒙上嘴巴，但依然坚持教派阐释，而上帝之手则用一根长长的木偶绳牵引拉车的役畜穿过帝国的城门。

在变化多端的续篇中，人们可以看到英雄已经抵达。走进帝国大厅，大厅的正面墙壁装饰有帝国雄鹰，侧面墙壁上画着一群选帝侯簇拥着皇帝和德意志领土的徽章旗帜，令人联想到帝国会议。蒂利无法阻止由教会和天使引领的瑞典国王进入帝国。抢劫、谋杀和施暴的场面直观地再现了纲领中“罗马帝国内民不聊生的状态”，并让人们认识到，这里不仅渴求一位教派政治家，而且欢迎一位整顿秩序的政治家。

这几帧连续的图片里却有一个看似被缩小印刷却又被小心翼翼坚持下来的噱头。在波兰战场上空飞翔着一只鹰，它叼着一顶帽子，跟在国王后面——这是在影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14)书中的一则逸事，可能将此与瑞典人的战争逸事联系到一起。在李维的笔下，一只秃鹫从统帅塔奎尼乌斯·布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15)头上叼走了统帅之帽，又给他重新戴上，从而预言他未来会坐上罗马国王的大位。在这套近代早期传单的第一幅图中，鸟儿似乎在给瑞典国王送帽子；但在第二幅图中，鸟儿已经扑棱着翅膀飞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凯旋战车的前面，为他指明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而在第三幅图上，当古斯塔夫·阿道夫踏入帝国大厅时，鸟儿则已然目标明确地飞向了皇帝的宝座。在其他所有的暗喻性纹饰中，这一文本中的细节暗示透露了那个时代不允许公开言明的内容，即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帝位的追求。传单宣传几乎仅以教派赋予的天意为目标，并对瑞典文献中的普世君主制的目标缄口不言，此时，这套系列图片暗示了一种新教皇权意义上的平衡。于是，人们印刷了原始传单，目的是抵抗“错误的妄想”，即瑞典皇帝陛下“不具有德意志的血统和出身”，因此“罗马帝国及其领土上的事情与他无关”。鉴于欧洲上层贵族间的联姻，我们并不难找到证据，以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夫从亲属关系上“与纯粹的新教罗马帝国的主要成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然而，由于利用了瑞典大哥特主义谋求皇位，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在意识形态上与战争敌对方西班牙产生了竞争。西班牙曾是西哥特人的定居地，传统上也以肩负更多使命的哥特民族自居。拿出这些类似神话证据的，主要有同气连枝的西班牙与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法国国王，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目标，就是争取建立一个在他们政治领导下的统一的欧洲。而半路杀出的“普世君主国”的候选人，却是这位率领小众民族却心怀巨大政治野心的瑞典国王。

这个宏大的计划低调地开始实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依靠瑞典民族联盟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脚跟。这一联盟当时将14万人会集到瑞典麾下，在数量上占到战争后期瑞典在德军事力量的十分之一。接着，该联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在波莫瑞、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等德意志东北部地区攻下了一块领土作为基地，为战争账户募集到了法国的金援，并把军队训练出强大的战斗力。就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瓦伦斯坦被撤职，麾下半数多的军队被解散，这为瑞典的上述工作打开了必要的时间窗口。但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631年的夏天，蒂利作为天主教同盟兼剩余帝国军主帅，挥师北上。一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还不敢抵抗蒂利，但蒂利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促使瑞典国王最终找到了重要的德意志盟友。蒂利占领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使之在随后的抢掠和大屠杀中付之一炬，由此引发了战争中最大的、受到新闻界口诛笔伐最多的灾难之一：他入侵了萨克森选帝侯国，而后者与皇帝并肩战斗多年并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