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造就宗教战士

——图像的力量


1629年，皇帝费迪南二世相信，他已经赢得了战争，且放肆地命人废除几项针对新教帝国等级的规定。他的宗教顾问劝说他，眼下是在教派之间拿出“皇帝的乾纲独断”作决定的时机，这当然是在天主教意义上。因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没有完整地规定好一点，即帝国等级及其附庸的宗教领地的所有权。受采邑主教和帝国修道院院长统治的所谓的宗教国家，有落入新教之手的危险，它们会怎么样呢？而那些建立在教会等级制度上的天主教教派反对什么？邦君最基本的享有“教派决定权”的例外规定有必要通过附加条款和反附加条款确定下来，但围绕“教会保留”(1)（geistlicher Vorbehalt）条款的阐释，此后又爆发了精彩的争吵。新教诸侯有权事后获得原有的教会财产，但尚不清楚如果人们在新教意义上要求法律改革（Jus reformandi），其所有权将来是否有效。新教帝国等级将其视为“教派决定权”理所当然的附属品（因为若非如此，他们该如何在邦内建立统一的教会事业呢），但天主教等级可不这么看。这一问题在实践中何去何从，取决于个案以及时代的情况。

各教派阵营之间进行的帝国等级“聚合”谈判被战争碾压后，皇帝认为，他能够凭一己之力达成此事，于是颁布了《归还敕令》(2)（Restitutionsedikt）。他在对现存有效宪法错误认识的情况下，努力想要在天主教意义上扭转《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以来发生的实际教派发展。该敕令虽然并未触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但却是以皇帝对不同阐释作出裁定的姿态呈现的，对帝国枢密法院和各帝国机构具有约束力，并派遣全权代表立刻实施。该敕令涉及马格德堡和不莱梅的大主教管辖区、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等德意志西北部的主教管辖区和另外10个从新教还俗的小主教管辖区，以及500个主要位于德意志西南的前修道院。此时，原来的合法管理者已进入以上辖区数十年，现在竟没有足够的修道士进行管理，而是由耶稣会士越俎代庖干预事务——这变成了对帝国内新教势力的挑衅。帝国等级的抗议如冰雹般密集地袭来，天主教诸侯也表达了抗议，如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他一开始曾表示赞同，但当他看到这一敕令在有利于皇权的情况下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帝国等级的权利时，便联合其新教同僚在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提请皇帝“重新考虑”这一危害帝国和平的举措。尽管宗教和平本身毋庸置疑，但其黩武的阐释方式并不妥当，且其修订方法引发了公开讨论，皇帝的失策及其后果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令德意志的新教徒陷入了生存恐慌。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赋予此事特殊的爆发力。恰是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又在宗教改革纪念庆典后，战争初期出现了另一次对教派认同更重要的周年庆典：《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诞生100周年。这份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宣读的《奥格斯堡信纲》最初怀着一体化的意图，已成为自宗教和平以来路德教信徒或“奥格斯堡亲属教派”基本的信仰声明书，受到帝国法律承认，因此，这一年也是新教教派成立的周年纪念，而新教教派现下在帝国内的地位似乎颇为尴尬。最早一批心怀恨意的（天主教）神父认为，至今没有哪种异端邪说能够幸存超过100年，并在宣传小册子中威胁要毁坏新教教徒“珍宝”中的珍宝。新教和改革宗方面已有人在考虑，最好取消在此情境下更具挑衅性的周年庆活动，但后来，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提议下，变成以强调防御的形式进行纪念。一份周年庆传单形象地记录了纪念的方式：路德在一众历史上信仰新教的诸侯面前，将福音教之光照向圣坛；萨克森选帝侯则从圣坛的另一侧举起《奥格斯堡信纲》，面对一直在上空盘旋的帝国雄鹰。帝国雄鹰用月桂装饰的帝王权杖笃定地触摸了信纲，用羽毛为它遮挡了圣坛上刮起的风暴。鉴于1629年的《归还敕令》，思想之父们此时的愿望或许是，用形象的方式为保护身处险境之中的、受帝国法律承认的新教教派发声。另有传单满怀希望地押韵道：“上帝经常/帮意外的忙”。很多人呼唤救赎或者救星，并把他引用过来。而他，来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于1630年7月6日准时在信纲周年庆之际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并为新教宣传提供了“救世主”，也给德意志带来了又一个20年的战争。事实上，施特拉尔松德的一份报纸用旧福音教纪年法报道了这一新闻，即“瑞典国王陛下在圣约翰日(3)（der Tag Johannis）抵达吕根岛（Rügen）附近的陆地，因为人们要在那一天庆祝周年纪念”。为欢庆这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施特拉尔松德人唱起了《赞美颂》（Te Deum）(4)。虽然没有人知道“陛下的计划”是什么，但如果人们广而告之并用一系列传单强调他们在对《奥格斯堡信纲》进行必要的保护，情况又会如何呢？

人们在1617年举行首次宗教改革周年庆典时就已经观察到了传单战（Flugblattkrieg）的存在，它伴随着整场“战争的战争”，并主要通过单面印刷品对其进行评论。这种宗教改革时期所特有的、配有解释性短文的图像媒介在100年之后得到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运用，以前用木版画，现在是铜版画和蚀刻画。时至今日，这种独一无二的、形象生动的传统形式密度大、力量强，使得这场战争始终保持着“近代早期最著名的战争”的地位。但是，这些图片对战争英雄及其动机进行了虚假或片面的宣传并维持其生命力，从而形成一种诱导力，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历史感知。

在某种程度上，传单战就是人和人的战争。英雄和反英雄构成了与人相关的战争图片评论的基本形式。许多统治者和高级军官出现在画面中，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形象则令其他所有人黯然失色：在某种类型的图片中，常胜将军们位于螺旋形排列的成功轨道的中央，周围环绕着奖牌状的插图，插图上画着被他征服的地方，其中，古斯塔夫·阿道夫以远超100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成为最高纪录保持者。

若是人们问及战争传播学潜在的解释模式，那么，这些图片遵循的最主要模式是宗教故事。随着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30年左右参战，图片宣传达到了顶点。如一幅名叫《瑞典人拯救基督教会》的传单，上面画着雄狮古斯塔夫·阿道夫从船上跳上岸，斩下教皇九头蛇的头颅，解放了由九头蛇看守的喻指新教教会的地盘。接着，在上帝之意的光芒照耀下，古斯塔夫·阿道夫骑行在支持《奥格斯堡信纲》大军之首——显然，上帝之手牵引着绳子。虽然一群天主教神职人员用风箱、干草叉和其他器具试图熄灭新教之光，但这位基督教信仰英雄则将新教之光放在《奥格斯堡信纲》的烛台之上，穿过“神父小巷”（Pfaffengasse）(5)，即人们所说的有众多采邑主管教区的莱茵河地带，追捕天主教教士和僧侣。虽然两个末日的庞然大物——罗马龙和耶稣会公羊（即对“抵抗耶稣”这一名称的挑衅性的形象说明），令人对奥格斯堡的毁灭忧心忡忡，但是，“屠龙者”古斯塔夫·阿道夫解放了这座帝国城市并随之解放了整个新教世界。绘图者通过将瑞典国王与《旧约》里的摩西(6)或基甸(7)相提并论，证明了他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并随时有可能要求开始一场“圣战”。

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圣像化等一些特别明显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