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1583年9月24日，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出身于波希米亚赫曼尼茨（Hermanitz）的一个新教家庭，1606年改宗天主教，先后两次迎娶富孀，生活优渥。战争前，他就在维也纳宫廷和军队中效力，也短暂地为摩拉维亚等级服务过，后来背叛了主人。在查抄战败后被定罪的波希米亚建国者的家财时，瓦伦斯坦狠发了一笔战争财。他围绕波希米亚北部弗里德兰（Friedland）的城堡和领土，建立起一个权力、管理和经济中心，将其逐步扩大并升级为公国。这在当世即给他带来一个专属外号——“弗里德兰人”。

一切始于这位军事金融玩家和组织天才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即瓦伦斯坦自筹经费，为一直没有武装部队的哈布斯堡皇室建立一支军队，打上皇家军队的旗号，并掌握的军事指挥权。这与那个时代其他雇佣军头目的做法相一致，如敌方的曼斯菲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2)自任军团上校，为军事统帅预先垫付了征兵和粮饷的费用，然后加上利息一起算到军队统帅的账上。不过这次，瓦伦斯坦很快组建了整整一支军队——起初说有2.4万人，接下来到了4万人，最终达到10万人，加上随行人员的话，人数还要多，均在哈布斯堡皇室大旗下接受瓦伦斯坦的统率。

没有哪个雇佣军头目像他一样建立起这种数量级的整支部队。在16世纪时，小几万人就被视为规模可观的部队，但此时，这支武装已达到了10万人的门槛，这一数量级在德意志绝无仅有，甚至在欧洲也很罕见。而且，它真的是一支在各战役间歇期依然保留下来的部队。令弗赖塔格书中三个虚构的雇佣兵惊讶的是，即使在没有战争的冬季，部队也被保留了下来。三个火枪手发现的这一情况没能得到维也纳宫廷的理解，他们最后还被怀疑为总司令刻意设置的障碍。在一支军队完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供养它？后来的研究认识到这是瓦伦斯坦的改革，称其为“冬季营地”，服务于永久性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强行实施的军事后勤措施。众所周知，在瓦伦斯坦自己的大弗里德兰等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之时，该邦国实际上在从事锻造兵器和军队供应商的行当。如果易北河配备好防御工事并配有预防性的仓库，那么，皇帝的瓦伦斯坦大军则可凭借这条从波希米亚延伸到北海的运输通道，控制并主宰半个德意志了。

鉴于军队庞大的规模，人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这个物资匮乏的国家无法负担随之产生的军费，甚至连利息也无法偿还。如曾经的奥格斯堡商人富格尔家族基本收不回借给皇帝的贷款，从而被赐予封地和头衔作为补偿，因此，在外包的军事领域，皇帝通过给予其将军更大的政治报酬来解决问题。但是，瓦伦斯坦借的是尼德兰德维特银行（Bankhaus De Witte）的贷款。为了供养军团，他引入了一种战争融资方法——向当地居民征收特别税，此举很快在帝国内招来一片骂声。

总的来说，有两种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方式。一种是打仗的君主自掏腰包：这些额外收入的来源是王室财产、矿产资源和向领地范围内自愿掏钱的等级征收税款，尽管占比不大也能有些进项，但是在皇帝的世袭领地上，钱永远不够用；另一种是走外部筹资这条路，即由感兴趣的强国提供援款。因此，一开始，帝国的天主教同盟联军受到海外白银充足的西班牙以及罗马教皇的支持，接着，在后来的丹麦下萨克森战争中，丹麦人则受到尼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援助。但是，这些钱只是分阶段流入，借钱打仗自有其局限性。

然而，这一切都被战争策动者用更为极端的融资方式超越了，即“特别税体制”（Kontributionssystem）。显然，这种方式应当与瓦伦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是由两种常规的战争融资的基本方式组合而成的：征税不再是自筹资金的唯一手段，而且还扩展到外部筹资。根据帝国的传统，安营扎寨的过境军队有权要求当地人准备住宿、照明和盐，但也会像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雇佣兵那样要求提供伙食等——只要他们还遵守战争法。瓦伦斯坦却更加得寸进尺，不仅从其军队所驻扎的邦获得膳宿供给，无论其所属——友好、中立、陌生还是敌对，而且还要求该地缴纳现金作为其部队的军饷，就好像他是邦君似的。这种特别税发展成臭名昭著的军队融资体系，后来也被古斯塔夫·阿道夫等其他战争暴君所模仿。“以战养战”（Der Krieg ernährt den Krieg），成为一句流行的谚语。原因是：如果人们直接依靠被占领土的资源维持军队，这些资源总会有耗尽的一天，那么这就刺激人们从空间上扩大战争。事实上，最高指挥兼军事金融公司老板瓦伦斯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令人惊异。

人们立刻感受到了“特别税体制”的负面后果，知情的编年史学家则直言不讳地将其归罪于瓦伦斯坦的行为。具有代表性的《图林根编年史》（Thüringer Chronik）记录了福尔克马尔·哈佩亲身经历的、从邻近地区耳闻的事例和普遍的战争事件，其中瓦伦斯坦的名字总共出现了约24次。从一开始，哈佩便对瓦伦斯坦从尼德兰带来的士兵们做了评价——“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真是遭了殃”，并详尽地控诉“沉重的特别税”。一系列致命的暴力行为，施加在市民和农民头上，或者反过来针对骑兵和“克罗地亚人”(3)，有时候骑兵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又互相施暴。骑兵和“克罗地亚人”其实没几个，可胡作非为却都记到了他们头上。评论有言：“一只狼在吃另一只狼。”有一次，瓦伦斯坦营地的管理员被打死了，原因是不断增长的住宿需求造成了特殊的冲突，因为瓦伦斯坦的雇佣兵不愿被安置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于是成了私人家庭的负担。这位编年史学家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偷东西”。那时候，分赃和敲诈可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热闹。此外，哈佩呈现瓦伦斯坦的军事和政治故事时，谨慎且带有几分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许源自对这样一位帝国将军的诧异。编年史学家哈佩当时正担任施瓦茨堡桑德豪森伯国（Grafschaft Schwarzburg-Sonderhausen）的枢密官，为一位帝国等级做管理工作。

人们经常指出，瓦伦斯坦大军的庞大性和有效性只有通过与帝国的一切传统决裂才能实现。宫廷里存在谨慎的保守势力，这位一步登天的波希米亚人太过激进的提议引起了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顾虑，并想把它至少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支大规模的帝国军队难道不会对整个运行顺畅的帝国体系构成挑战吗？而这种新的战争暴力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编年史中。

一个全新的发现是，瓦伦斯坦的特别税体制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税收制度。根据盖茨科夫勒的建议，帝国税收制度已应用于帝国大区层面，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运转良好，对拖欠税款者的司法审判甚至在战争中就已经开始了。与其他人唱衰的推测相反，专家法比安·舒尔策（Fabian Schulze）的一项最新复查显示，在南德帝国大区核准并批复下来的税费中，80％的税收债务实际已经到账，这一比例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温和的帝国税收制度至少可以解释为具有法律外形的紧急措施，却被瓦伦斯坦的特别税实践完完全全地压垮了，因为政府无法以常规的方式从民众那里获取更多税收了。事实上，“弗里德兰人”怪兽般的治军方式就好像一头大象，在高度发达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