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国体系这家瓷器店(4)里横冲直撞。

然而，德意志民族的帝国联邦制基本结构源自单个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层面，虽渡尽劫波、有所削弱，但在战火中始终存在且依然有效。尽管直到1640年都没有召开过帝国会议，但不能忽视的是，对各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构如选帝侯大会、帝国皇家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等高级法院，尤其是对政权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大区会议（Kreistag），均能在战争期间维持运作。正是各个帝国大区，成功地在战争初期联手阻止了以“劣币危机时代”(5)（Kipperund Wipperzeit）被载入史册的钱币劣质化。瓦伦斯坦时代过后，税收控制力也得到了重塑。此外，帝国大区也拥有了戍卫邦国和平的自决权以及与其他大区结盟的权利。这样，税收成了战争税，因为邦国和平也需要军备。无论帝国大区曾经表现出或想要表现得多么地专事防御且爱好和平，它们都很容易受到战争煽动者的利用。原本寻求中立的下萨克森帝国大区就受到了丹麦国王的欺骗，被拖入了战局，让瓦伦斯坦有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位对手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1577—1648）。此人作为帝国等级拥有德意志的领土，因此也是下萨克森的行政区等级，长年爱搞阴谋诡计，且屡屡得手。成为下萨克森的行政区长官后，丹麦国王提出建立一个德意志西北欧的战争联盟，以扩大其疆土。一个战争策动者滥用行政区作为发动“丹麦下萨克森战争”的出发点，而另一个则忽视了这些行政区。只是问题在于，瓦伦斯坦是因个人的鲁莽而忽视了帝国的局势，还是他完全认不清形势？毕竟，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来自帝国边缘地区，捷克研究者们便理所当然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虽然瓦伦斯坦年轻时曾在纽伦堡阿尔特多夫大学读过几个月大学，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学的什么；有档案可查的是，他由于暴力行为被开除了学籍，只是因出身良好而得以体面地退学。瓦伦斯坦早年的军事生涯是在意大利和波希米亚为哈布斯堡邦君服务，没有机会融入维也纳宫廷、哈布斯堡和帝国行政机构间的关系网，因此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就像在很多贵族家庭中常见的那样，这位德意志波希米亚男爵、伯爵兼侯爵受到的是双语教育，也掌握了其他学者语言。但是，当人们读到他早年对帝国和皇帝的评价时（其实只看他关于皇帝的说辞就够了），人们八成会怀疑，他是否真正掌握帝国的政治语言。

作为帝国首脑，皇帝费迪南二世本应认真对待瓦伦斯坦的抱怨和恼怒，坚持让瓦伦斯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法行事，但此时的皇帝，却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在这背后，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隐藏着绝对主义的政治纲领，亦有可能是皇帝的西班牙顾问和耶稣会顾问将普世主义的王室利益及教派政治的义务置于合法的帝国政策之上。尤其是高举皇帝大旗的瓦伦斯坦大军捷报频传，驱散了费迪南二世的一切顾虑，皇帝对他的统帅睁只眼闭只眼，并让他尽管放手去做。

镜头随即转向北德，沿着瓦伦斯坦的下属阿尔德林根（Aldringen）驻防的易北河沿线北上。与丹麦国王结盟的雇佣军首领们试图向南德突围，被帝国军拦截，但曼斯菲尔德伯爵却想要证明自己，并坚持对抗。瓦伦斯坦的这位对手是雇佣兵首领中的翘楚，但更确切地说，他是制造混乱的雇佣军头目，也是一位不幸的军事先驱。他以战争为生，但和瓦伦斯坦不同，他不停变换主子并依靠主子们支付的金钱来招募和维持其迅速组建的部队。这也是以战养战，但和只忠诚于皇帝而平步青云的“弗里德兰人”(6)不同，公认的军事专家曼斯菲尔德伯爵则多方求取订单，即便一直以来只接到反哈布斯堡的订单。曼斯菲尔德伯爵先后为新教联盟、波希米亚人、普法尔茨人、尼德兰人以及下萨克森丹麦人的事业而战，他将军队拉来拉去，并作为新教将领载入史册。在这场奇特的宗教战争中，人们从不知道这位军事将领个人所属的教派，以及他和雇佣军的终极忧虑是什么。而皇帝派来的一位督察员在1629年震惊地发现，虔诚的天主教将领蒂利手下的主要职位均被新教指挥官所占据。在宗教和民族任意组合的瓦伦斯坦军队中，教派同质性问题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曼斯菲尔德伯爵作为雇佣军首领中的执牛耳者，欲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和政治羞辱后重振雄风，让敌方皇帝的新宠瓦伦斯坦吃个大败仗。因此，在他最后一次前去驰援因反对皇室而再度起兵的匈牙利西本彪根贵族贝特伦·加博尔途中，他袭击了瓦伦斯坦的易北河封锁处，却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惨败。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在“德绍易北河桥战役”（Schlacht an der Dessauer Elbbrücke）中取得胜利，这是帝国军的首场大捷，同时也意味着战略性的大型战争企业(7)模式凭借其更强的暴力潜质，超越了小型战争企业模式。而曼斯菲尔德伯爵则被瓦伦斯坦追击，带着其残部到达了贝特伦处，不久后便死去了。此时，胜利者瓦伦斯坦则通过几场微不足道的小战斗和强大的潜在威胁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和平。

在蒂利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的协同下，瓦伦斯坦再度挺进北方，而这一次则更加彻底。德绍战役同年，蒂利大军穿过瓦伦斯坦的营地，挥师西进，对阵丹麦联军，并将胜利收入囊中，巴伦山麓的卢特(8)［Lutter am Barenberge，地理小贴士：位于希尔德斯海姆市（Hildesheim）之东南，萨尔茨吉特市（Salzgitter）之西南］战场被载入战争纪念册。在当代，卢特名气不算大，但这场胜利已足够以此来命名战役了。瓦伦斯坦和他的部将如帕彭海姆（Gottfried Heinrich Graf zu Pappenheim，1594—1632）、阿尔德林根（Johann Reichsgraf von Aldringen，1588—1634）、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Boitzenburg，1583—1641）等以及他的盟友们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几乎将整个德意志北部收于皇权之下。丹麦国王被驱逐出大陆，撤回日德兰半岛（Jütland），他的德意志盟友则不得不为此买单。瓦伦斯坦在就任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后，又被心怀感激的皇帝擢升为梅克伦堡公爵。但是，对于皇帝的盟友来说，这样做太过分了。迄今为止，皇帝变更选帝侯头衔或封赏土地总是从本朝的敌对阵营中指定，如1547年将韦廷王朝恩斯特支系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阿尔布雷希特支系，1624年将普法尔茨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此番却要将一个世代流传的古老王室废黜，只是为了给一位不久前才被提拔为波希米亚公爵的将军予以补偿——不是通过清偿债务的方式，而是给了他一块帝国的土地。梅克伦堡两公爵由于与丹麦身处同一阵营，被唾弃为叛徒，从而被赶出家乡，不得不生活“在痛苦”中，而哈佩的编年史则认为，对于帝国贵族来说，梅克伦堡两公爵的命运是闻所未闻、令人愤慨的。

瓦伦斯坦却开始认真对待邦君的新任务，并适应了他在居斯特罗（Güstrow）的官邸。作为帝国军队所有兵种的总司令，他给自己补上了还缺少的海军将军的头衔，即一个巴洛克式的臃肿头衔——“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General des Ozeanischen und Baltischen Meeres）。这对于没有舰船的波罗的海沿岸邦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应当意味着什么，瓦伦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