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主义不仅因这些分离主义的建国运动而受挫，也受到了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普世强国的刁难。经典的历史地理传统往往轻率地将反对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捍卫者，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干预他国内政的大国的初衷或终极目的不过是一个普世目标时，方能理解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多年的原因。

首先，自近代开始以来，法国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就是一场争夺欧洲的斗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争夺欧洲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系列战争能清楚地说明一切。法王的头衔“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Allerchristlichster König）由法语最高级“Roi très chrestien”翻译过来，就是在宣示法国国王在颇具政治色彩的欧洲基督教界的领导地位。宣传诗人和政论家们在三十年战争前将法王亨利四世歌颂成“欧洲的裁判”，黎塞留与他们一脉相承，并将自己的战争政策向他看齐。这位枢机主教(9)的奏疏文与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10)的十分相似，容易混淆，均各自为他们的君主索要基督教世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脑”“最强大的统治者”这样的普世名声。

又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哈布斯堡和法兰西这两个宿敌分裂欧洲的长期争霸重新启动，最终用尽全力决一雌雄。此前，双方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曾一度搁置，但人们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哈布斯堡人成功地稳定了他们边界不稳、岌岌可危的欧洲帝国：皇帝支系须感谢他们的哈布斯堡亲戚及德意志盟友帮忙拿回了波希米亚，此后，帝国在那里建立了完整的邦政权，并在1627年的《新版邦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中规定了这一点；西班牙支系恢复了争夺尼德兰的战斗，并在“奇迹之年”——1624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给日渐衰落但因有庞大海外帝国撑腰而始终强大的西班牙带来了新的繁荣。西班牙人的口号是从“衰落”到恢复旧时“声望”，而在委拉兹开斯（Velázquez）的名画(11)中，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以和气的姿态接受了布列达的城门钥匙，似乎预示着协商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呼之欲出，有望减少其他地方的新军事行动。

在其对立面，法国的亨利四世通过改宗天主教和颁布《南特诏令》（das Edikt von Nantes）(12)结束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并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王权。没错，他已经准备重拾原先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干预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13)，而一场致命的暗杀(14)和1614年因欧洲居间调停而签订的《克桑滕和约》(15)则又一次推迟了法、西对抗。枢机主教黎塞留，这位自1623年起领导法国的政治家，通过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国中国”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同时准备恢复其旧政策。双方均亮明自己的立场并加以强化，为新一轮争夺欧洲之血腥博弈的决定性回合做好了准备。

若将战争缩短了看，这场博弈在战争的后半程才颇为紧要，其时，法国正式干预战局，从而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全欧洲范围。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会发现在此前很长时间，至少有三个（注意!新教的）欧洲干预者受到了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支持和资助，最近的一次是瑞典，再往前有丹麦和尼德兰，或者简单地说，黎塞留支持过一切反哈布斯堡的力量。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普世强国之争就遮遮掩掩地在一些代理人战争中为这场“战争的战争”涂上了底色。即使是欧洲南部，也属于战争剧场。

故事开始于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区，这是由皇帝和帝国的授采邑权、西班牙支系的财产和对外协议决定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米兰公国（Herzogtum Mailand）被豪强反复争夺，在几个大国手中辗转，当时归西班牙所有，但是，周边政权的骚乱和悬而未决的继承问题却始终是个隐患，给法国提供了一个乐得利用的干预机会。黎塞留欲借此瓦解“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尽管这一概念对于一个自行向四面八方铺开并施加影响的中欧大国来说，并不恰当且防御性过强。不过，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涉及阿尔卑斯山区颇为敏感的交通运输路线。人们将“西班牙之路”（Spanische Straße）理解为西班牙往返西属尼德兰的极易阻断的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保了通往阿尔卑斯地区的本国领地的道路。于是，西班牙人选中了瓦尔泰利纳山谷（Veltlin）(16)，这一区域由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的新教徒统治着，但天主教徒占大多数。西班牙人利用流血的教派冲突这个受欢迎的由头，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山谷和格劳宾登，将米兰和北欧之间的阿尔卑斯要道与要塞收入囊中。然而，作为格劳宾登的保护国，法国联合萨伏伊（Savoyen）和威尼斯组织了反对联盟，一年后自己占领了原本中立的瓦尔泰利纳山谷地区。

然而，即使在这片战场上，也并不缺乏和平的机会，从中或许还能衍生出更多的和平的可能。这一时期，教皇运用了“共同的父亲”（Padre comune）这一概念，思考他作为天主教诸侯“共同的父亲”的超派别立场，并投入极大的调解热情试图让他们维持和平。这是一项受到教派严格制约的和平政策，很容易突然演变成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共同宗教战争，但它或许能够帮助两个天主教大国摆脱一场根本政治争端。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兵戎相见的前夜，即在1623年的瓦尔泰利纳冲突中，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7)成功阻止了对抗，使瓦尔泰利纳地区一致保持中立。为保障安全，教皇派出不偏不倚的教皇军队，他们仿佛是来自罗马的“蓝盔部队”(18)，维护饱受争议的阿尔卑斯要塞的和平。格里高利十五世驾崩后，他的继任者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一开始威望不够，不得不经历法军背信弃义、不顾任何抗议驱逐教皇的维和部队、占领瓦尔泰利纳等事件。1626年，双方总算自行商定并成功签署了一份新的地区性和解书，即《蒙宗和约》（der Friede zu Monzon）(19)。

事态继续发展，且变化多端，并在1627年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der Mantuanische Erbfolgekrieg）中达到其顶点。其中，普世强国落在了各自的地区候选人之后（皇帝甚至动用了尚在德意志作战的部队进行干预），从曼托瓦公国、蒙费拉托大公国到萨伏伊公国周围的大片地区均牵涉其中。在这一冲突中，划地而治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1630年在德意志召开的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已进行过协商，使得人们看到普遍和平的希望之光。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由于颇具才干的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的逝世，法国围攻阿尔卑斯要塞的军事形势得以意外好转，于是，黎塞留拒绝批准和约。直到一年后的《凯拉斯科和约》（der Friede von Cherasco）(20)才带来一个仅局限于意大利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意大利内部或周边，起先遮遮掩掩、后来就大大方方地重新形成了两大普世强国的竞争，一部分是借助代理人的战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对抗，从洛林、阿尔萨斯、莱茵河沿岸的邦国和领地，蔓延到德意志西部以至整个帝国。一系列协定与和约证明这只是区域性的停火，无法解决两个互相竞争的大陆强国之间最根本的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