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它们在帝国宪法框架内是合法的。由于对针对多瑙韦尔特的违法行为感到震惊，普法尔茨选帝侯国成立了新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主要与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结盟，相应地，该联盟将重点放在南部。为应对新教联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牵头成立了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主要召集了南部和西部的邦国及帝国大主教。两大结盟均为防御性质，表现出安全意识与和平意愿。在各自的创立文书中，双方争先恐后地声明其热爱帝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诚意。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或许不尽相同，这也正是帝国委员会澄清过的争议点，双方或多或少是谨慎的，但始终显示出防御性。这就意味着，结盟不再是为了扫清宗教对手，而是为确保自身的存在和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占得有利形势。而后来出问题的不是帝国宪法，而是两大同盟由于辉煌不再且缺乏内部团结，陷入了存在危机，已濒临解散。就新教联盟而言，受青睐的新教模范之邦萨克森选帝侯国拒绝成为其成员，并完全拒绝教派联盟，甚至考虑过加入其对手天主教同盟。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北德各王室很晚才加入联盟并早早退出。改宗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和路德宗之间的这种联盟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共同体。而南德的帝国城市并未跟随行动上操之过急的理事会一起进入波希米亚冒险。在乌尔姆的一场激烈战斗前，新教联盟与天主教同盟达成停火协议，宣布中立，并很快完全解散。不过，后来如此强大的天主教同盟甚至更早便开始步履蹒跚，因为其来自巴伐利亚的领导层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张相纠缠，直至分裂、退出和解散，而马克西米利安在1617年主持的天主教同盟只剩下个躯壳。帝国内已不存在新的宗教问题，而重新建立的天主教同盟与皇帝费迪南结成了有力联盟，共同对抗波希米亚。同盟本身则沦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干涉帝国政治的工具。综上所述，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从未进行过宗教战争。

教派冲突破坏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而另一个宗教战争传说则要求这种不稳定性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当时，在这片早已习惯了危机的国土上，帝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因此，在皇帝马蒂亚斯及其首席顾问克莱斯尔治下，根据专家在战前的判断，新教徒认为不公正而痛恨的、为分配教产而在帝国枢密官处所进行的宗教诉讼已明显减少，这对“正常的”封地诉讼是有利的。梅尔希奥·克莱斯尔是有侯爵封号的维也纳主教，最后和法国政治家黎塞留（Richelieu）一样，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在为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服务时，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推动了天主教的教派化。随着他的主君马蒂亚斯升任皇帝，他很快意识到帝国中存在完全不同的多教派格局，并成长为一个乐意谈判、有和平意识的帝国政治家。与此同时，克莱斯尔与一位没有枢机主教头衔且是坚定的路德教信徒的“灰色红衣主教”关系密切。后者是帝国前财政大臣，在皇廷享有很高声誉，有一个易懂好记的头衔和名字——帝国芬尼大师（Reichspfennigmeister）察哈里亚斯·盖茨科夫勒（Zacharias Geizkofler，1560—1617），他受过全面的教育，并在政治问题上继续担任顾问和专家。从专家亚历山大·西格伦（Alexander Sigelen）的通信分析中可以得知，两位主人公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但均强调帝国和平是超越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宗教上则通过基督教共同的和平需求来遮掩，但主要还是出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或者是实际上指导行动的帝国理性（Reichsräson）。

在“聚合”（Komposition）的概念下，人们真正开始将帝国等级中不同宗教派别“聚集到一起”。“聚合”政策可能出自符腾堡新教公爵的提议，得到舆论制造者盖茨科夫勒的强烈支持，甚至得到挂名帝国首相的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Kurerzbischof von Mainz）以及一些帝国等级的支持。照理说，“聚合”政策应当首先与克莱斯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大力推行该计划，主要是为了使帝国会议符合皇帝利益，在此合理前提下重新运转。问题在于，帝国会议里有大量有爵位的主教，于是天主教帝国等级在数量上和职位结构上占主导地位，这样，天主教一派总是可以凭借多数投票屡屡获得其对帝国法律的解释权。在此情况下，难怪新教徒议员们宁可在所谓的自动落选前躲得远远的，让帝国会议无法召开。有鉴于此，“聚合”的程序规定，在宗教事务上要一碗水端平，必须就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这可不是幻想，它正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使用的平等规则，即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摒弃多数决定论，而将两个宗教派别间的友好“聚合”规定为解决方案。倡导“聚合”的政治家们对此早已了然于胸。如果它仅仅只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么就能免去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了。

然而，天主教多数派并没有参加1613年的下一届帝国会议，为此，人们已经计划成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来“裁决”宗教问题。为了减少损失，帝国会议并没有中断，而是延期举行。如果放在今天，人们会将其视为在持续的和平进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事实上，克莱斯尔的确继续跟进，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重新着手此事，致力于集结新一届的帝国会议。因此，他特地前往德累斯顿，希望通过开明通达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将帝国会议和“聚合”政策提上下一次选帝侯大会的议事日程。即使像福尔克尔·普雷斯（Volker Press）那样抱有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在这里看到了借助斡旋政策阻止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战争的机会。然而，一呼百应的盖茨科夫勒1617年去世了，“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后三个月，克莱斯尔也失去了其职位和影响力。在一场王朝政变中，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在皇帝马蒂亚斯驾崩前逮捕并拘留了这位对于他们而言过于温和的顾问。好在克莱斯尔身为枢机主教的神职级别，使他免受虔诚的政变分子的糟糕对待，且后来得到释放。但是，那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

不过，即使帝国会议尚未恢复，还有其他机构伸出援手，接手了帝国会议的部分任务，甚至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选帝侯会议掌控帝国之整体，帝国枢密官和帝国最高法院维护律法，尤其是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地区的管理则由10个帝国大区共同承担。其中一些多宗教大区如施瓦本、法兰克或下萨克森往往由两位领导人管理，比如施瓦本大区的符腾堡公爵和康斯坦茨伯爵主教不得不在大区事务中进行合作，即使他们一方属于新教联盟，而另一方隶属天主教同盟。甚至在通过政策渠道收不上税来的时候，大区间也会相互接济。

此时，一个惊人的果断之举成功地维持住了帝国的运作能力，这是一位年轻的帝国史学家发现的。在欧洲，批准税收（Steuerbewilligung）是等级的传统权利，而获得批准的最佳理由始终是国防需求。这一套同样适用于帝国等级，他们在16世纪的帝国会议上主要批准了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土耳其税”（Türkensteuern）。现在，最后的“漫长的土耳其战争”（Der Lange Türkenkrieg）(13)在1609年结束了，而两届帝国会议则因其他原因不告而散。这下该怎么办呢？皇帝顾问、卸任的帝国芬尼大师盖茨科夫勒想出了一个点子。出身富格尔家族财政管理机构的盖茨科夫勒根据实战经验提出：首先，在既有的“土耳其税”名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