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为边境的安全政策措施继续征收预防性质的款项；其次，帝国会议日趋衰弱，帝国大区作为替代者应立刻接手其全部职能。其实，帝国会议始终是负责逐例批准税收的机构，而10个大区的领地横跨整个帝国，它们须在承担其他任务的基础上，负责实际的征税工作。该计划的目的是，如果没有帝国会议，帝国大区应自行接管税务批准事务。这一设想意味着与帝国传统革命性地决裂。但是，该设想未能立刻发挥作用，其发明者盖茨科夫勒在战争爆发前撒手人寰。不过正是这份应急计划为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帝国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帝国的和平策略失败了，其原因并不在于机构赤字。

帝国等级之间并不缺乏跨教派交流。帝国会议上交流机会变少导致沟通障碍和教派阵营间的不信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一场宗教战争，这一论断虽然听起来明白易懂，却站不住脚。一方面，有其他碰面机会，比如在选帝侯大会和帝国大区会议上；另一方面，帝国等级和帝国负责人之间的书信交流并不顾忌教派界线。如果谁仍然坚持更高价值的亲自会面［这在社会学意义上叫“面对面”交流，在历史学意义上则是近代早期的“出席文化”（Anwesenheitskultur）］，那么他或许是想出了拯救和平但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极端方案。比如，“掷出窗外”事件前几个月，新教联盟的首脑和加尔文教新教阵营的代表人物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一道前往慕尼黑，在那里与天主教同盟的首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友好会晤，共商帝国局势，而后者正是教派主义天主教政策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战场上战胜了他的客人。这又怎样呢？没错，这的确发生在1618年1月24日。

对于即将举行的皇帝选举，普法尔茨选帝侯建议他那位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旁系表兄、也是不久后夺走他的波希米亚王位和选帝侯头衔的马克西米利安去竞选皇帝，这样皇位可以不用再次落到哈布斯堡家族乃至独断专行的费迪南手中。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这荣誉太过沉重，而弗里德里希本人能做得很好，于是两人多次来回推让。不过，弗里德里希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加尔文教徒无法在选帝侯中获得多数支持，而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成员担任皇帝候选人的合适时机还没有到，而一个半世纪后，查理七世（Karl Ⅶ.，1697—1745）(14)才真正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皇帝候选人还是哈布斯堡王室的费迪南，不过，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建议下，费迪南得到了一份更加严格的《选举让步协议》。这份文件第一次真正规定了皇帝的义务，而且特地强调皇帝所有的顾问和臣仆都有义务遵守该协议。弗里德里希此行的最初目标是以推举一位同样来自天主教阵营的皇帝候选竞争对手为代价，阻止费迪南当选。虽然未能达成目的，但作为导师陪同年轻的选帝侯出行并记载此行的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Ludwig Camerarius，1573—1651）(15)却认为，此行真正的收获在于宣示双方保持联系、彼此交换信息的意图，以确保帝国的和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建立信任的举措，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帝国中无可置疑的教派联系之外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团结，且诸侯们将其看得比教派联系更重要，原因亦在于高于一切的帝国权利与和平共同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衍生出宗教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