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题则持观望态度，但“性别”却再一次让人们有理由为战争的残酷感到惊异。

这是因为在方方面面信条主义化和规制化的过程中，渐渐出现了尴尬界限和限制，从而把充满情欲意味的性行为列为禁忌，直至诡异地重新遮盖裸体——从梵蒂冈到新教牧师的家中、油画上，然后才到现实中。人们提议普通牧师应遵从正当的基督教行为准则，并将坚守“贞洁”的礼教习俗置于中心地位，后又被战争的行为现实席卷而过。在沃尔夫冈·E. J. 韦伯新近发现的职业手册中，新教牧师须教导女性婚前和婚内的贞洁行为，并警告她们只能露出脖子或肩膀；而正是同一拨人，却必须经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剥光衣服、失去贞操的苦痛。违反婚前和婚外性交禁令的女性会受到严厉的惩戒，然而，接二连三的公然强奸行为让该禁令沦为笑柄，但是，逃过一劫的无罪者却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贞操指责背负上了额外的社会负担。有人跳进水里来逃避失贞，有人遭强奸未遂得以脱险，后世之人必须在略微偏离礼俗标准的情况下来解读她们的故事。长期冒犯那个时代认为神圣的一切，如女性的贞操，令人扼腕。这能否激起男性奋起反抗，在牧师的帮助下阻止这场战争？

即便是那些投宿的士兵也有表现相对良好的时候，“但人们想要离他们越远越好”，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如是说。他很确定地知道这帮人在哪里，并引用了这句海外贸易时代的流行语去讽刺那些令人敬而远之的人。平民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对立贯穿了所有的史书，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完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年轻的西木记录下这一情况，他简直无法想象农民和士兵的祖先都是亚当，他把他们看作“世界上的两种人”，或是彼此争斗的狂野和温顺的两种动物。最近，当时和后世对兵痞们旗帜鲜明的厌弃被认为太过片面。这一印象主要是通过弗赖塔格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传播的，但其基础则是对平民社会所经历的暴力和压抑的描述，难以磨灭。不过，这些自述或史书主要出自能识文断字的牧师家庭、修道院或者地区管理部门之手，描述了他们和受其庇护之人所经历的苦难，仅在例外情况下会听取另一方的意见。至少随军的耶稣会神父在第一次远征波希米亚时，对饥饿和瘟疫给士兵造成的痛苦作了极其可怕的描写，以至于人们惊呼这样的战争不会再有。而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士兵及其仆从的状态则令充满正义思想的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感到震惊。当然，只有当士兵与百姓承受一样的痛苦时，人们才能从史书中读出作案人也是受害者的思想。几年前发现了一本独特的士兵日记，作者是彼得·哈根多夫，日记道出了士兵的遭遇，唤起了人们对拖家带口的普通步兵之处境的理解，即便这些打家劫舍的暴力举动无法修正市民对他们的偏见。不过，我们对士兵之死知之甚少，因为哈根多夫之流属于总能死里逃生的那拨人，记载下来的通常是他自己受伤和得救的经历，而对周围的战友之死兴趣不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自述不可能见证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提前下笔或者是记下自己已然逃过一劫的死亡方式。士兵的死亡具有职业特殊性，在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士兵这一职业的危险在于打仗，打完仗后很快会有内容丰富且神乎其神的战役报告，以书信形式或印刷形式面世。战役报告主要涉及最富争议的战役过程，探讨谁输谁赢的问题。如果输赢分明，那么战役报告则涉及有竞争关系的本方不同统帅部队之间论功行赏的问题。阵亡军官的名字会被记载下来，受到悼念，而千千万万在三十年战争战场上捐躯的士兵则会被清点、估算人数。为了赢得紧随其后的宣传战，人们会夸大对手的损失，人为缩小本方伤亡。就像一开始提到的民事伤亡统计那样，大量的不具名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如在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战役中，获胜方瑞典估算出本国死亡人数是1000人，而战败方帝国萨克森联军则死亡8000人。为了让数据开口说话，瑞典科研人员借助士兵的入伍体检表进行了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如在瑞典北部某省，有254位男丁被送往德意志战场，其中只有38人生还。整体估算下来，瑞典士兵的生还率约为10％。瑞典人用军事力量荡平了德意志，与此同时，却让自己国家的人口急剧下降。10万苏格兰和爱尔兰大军也概莫能外，有的士兵得以回国，不过是为了继续参加不列颠内战，而大部分人则埋骨疆场。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令士兵的母国人口骤减。“告诉我男人们何在？”有人在战争中拷问道，“他们曾在何处？”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源则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可以就此以及个体命运的走向给出精确到令人震惊的答复：“骑兵手枪从右边击中了这个男人。这粒铅弹卡在了右上臂的骨头里。在X射线下，弹头的铅粒清晰可见。子弹碰撞的冲击力除了造成软组织挫伤外，还导致多处骨头裂开，炸成许多碎片。尽管身受重伤，这名士兵很快又被卷入一场近身肉搏之中。也许是斧枪重重砍下来，砍穿了太阳穴附近的头骨，力量很大，右侧头盖骨裂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头盖骨大脑上的开口令他立刻失去意识，但并没有直接致死。受伤的士兵因为头伤严重瞬间倒在地上，仰面朝天，接着被一把匕首刺穿了咽喉。匕首从前面穿过脖子，切开气管和食管，在第二颈椎处将位于中间的脊椎突起戳裂。这样的伤定然是致命的。”或许有人会想，这恐怕是某个热播的侦探剧集里的尸检报告，因为骑兵手枪和斧枪不会被认为是历史上的射杀与劈杀武器。事实上，这是对一项战场考古学（Schlachtfeldarchäologie）新发现进行科学鉴定的报告节选，该报告从一名士兵的遗骸中读出了许多有关他悲惨一生的内容，也看到了更多的有关他漫长死亡过程的内容，以至于人们最后如释重负，即使专家也并不知道所有情况：“单次进攻间隔多久，已然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也有包含细节信息的案例，如：其他124名士兵经受了类似“71号个体”（Individuum 71）(19)的生死故事，他们的遗骨于2007年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被偶然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三十年战争时期最大的万人墓，受到保护和科学的评估分析。

20世纪末才拓展到近代战场的考古研究首先验证了有记载的地面战争的过程，在发现的小铅弹或使用劈杀、射杀武器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修正，但随着一些单个万人墓的发现，全新的建构的工作开始了。其原因是，那些“墓中死者遗骸储存的信息”，不仅包含了他们的死亡方式，而且有他们的年龄和出身、先天不足和所患疾病，并且让今人对他们未曾通过书面文献流传下来的、往往十分痛苦的生活有所认识。这门崭新的专业学科将骨头和牙齿视为“生物历史文献”，作为书面文献的补充乃至替代品。比如现已查明，四分之一的死者肯定是瑞典人，其余人来自欧洲各地。这也使人容易推演出如下结论，即朋友和敌人被埋葬在一起。是因为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还是人们对收殓尸体时无所谓敌友？

除了以上的认知机会外，还有另一个认识万人墓葬的视角。在维特施托克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墓穴，84具保存下来的骸骨并列嵌入，分三层叠放，毫无疑问排布得整齐而精心，节约了不少空间。几乎同时，人们勘测到一处位于布赖腾费尔德战役之战场（Schlachtfeld bei Breitenfeld）的万人墓，它实际上就是个大坑，死者遗体被扔进去后化成累累白骨，等待着负责阵亡战士墓的科研机构前来寻找和修缮。即便如此，与那些曝尸战场、遭到动物噬食并腐烂、被当地居民草草埋葬并永远消失的士兵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