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这样的收殓方式已经算是优待了。文博专家则将尚能展出的维特施托克战场遗址的发掘物展览出来，起名为《他们的最后一役》。策展人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展出死者的整副遗骸的想法，其理由十分中肯、令人信服：死者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在遥远的未来被这样展示出来。不过，在当时那个社会，阵亡者遗体上发生了什么或许并不重要。在古代，兵团士兵为罗马而死是无上荣耀；在近代，从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到为祖国而战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均会为士兵树碑立传。然而，在近代早期最早的部队中，死者却被弃如草芥。而在当时的社会，晚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尊崇古希腊罗马时期所有基督教教派均采用的宗教仪式和复活希望为死者祷告。可战场复战场，万人坑又万人坑，这个社会真的容不下一场个人的基督教葬礼吗？因此，策展人强调，他举办展览的动机不仅仅是科研上的好奇，更有对这些重见天日的阵亡者的尊重——这样的尊重，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缺失的，的确，这是一场迟到了近400年的纪念。

现在我们也无法断言，统帅和军官们是否像后来很常见的那样把他们手下的战士从安全的港湾送进了万人坑。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古斯塔夫·阿道夫、蒂利、魏玛公爵伯恩哈特（Bernhard von Weimar，1604—1639）等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英雄都在战役中、在战场上阵亡，或者像瓦伦斯坦那样被自己阵营的人刺死。不过，他们享受到了一等一的葬礼，被隆重地入殓、安葬，军官们也被尽可能地安葬在教堂的墓地中。普通参战人员享受不到的安葬仪式也有其重要意义，以下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来自瑞典的德裔贵族默尔讷（Moerner）家族(20)的一位成员被捕并遭到杀害，比他的死亡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想转运他的遗体时却找不到其遗体了。不过，也有少量贵族军官在整场战争结束后得以幸存，这好似一个奇迹，也被他们的家族视为奇迹。比如来自奥格斯堡的传奇商贾家族富格尔氏，当时已晋升至帝国贵族，按照所处阶层的规制，他们得派出不少于7名子弟参战，其中有3人战死。擢升至军队领导层的奥特海因里希·富格尔（Ott-Heinrich Fugger，1592—1644）活了下来，只是因为遭到突袭时射向其太阳穴的骑兵手枪哑火了，他才有机会捅死进攻者。我们再引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勃兰登堡贵族世家的事例：俾斯麦家族和容克贵族奥古斯图斯（Augustus）联合选送了一位狂野的骑士，他似乎参加了所有有名的、没名的战事，经常受伤甚至送掉半条命，简单拾掇、疗伤后重上战场，其恢复之快，足以让人们觉得战场上的军医至少对一流勇士而言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糟糕。他在回顾其戎马生涯、堪称其“简历”的报告中如是说道：“在战争中熬了21年，其间挨过霉运、辛劳和愁苦。”他自己也有罪，人们只能这么说。那么，能否有一位积极参战之人思考一下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