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当人们不仅仅考虑死亡方式，而且将棘手的生命阶段和受威胁群体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上述问题便显得越发紧急。一方面，童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初的岁月，另一方面，妇女和打仗的士兵受到特殊的潜在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儿童、妇女和士兵生活的世界及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直到最近才进入战争研究的视阈中。

战火中的孩童在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成长小说《痴儿西木传》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该书将主人公西木设计为战争孤儿和童子军并开启其一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这种在今天令人备受煎熬的战争题材促使人们对过去提出质问，但很遗憾，三十年战争却是儿童不幸的渊薮。诚然，近代早期的儿童死亡率本就居高不下，且前现代（Vormoderne）的童年颇为艰苦，但是对于尚处于需要保护年龄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危机更是大得多。首先，孩子们饿到极点，瘟疫带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战争暴力降临到最亲近的亲人头上，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一个个家庭在战争和瘟疫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就像著名的图宾根数学家、天文学家威廉·席克哈特（Wilhelm Schickhardt）那样，最终守着自己仅存的儿子双双死于瘟疫。若是有人侥幸活下来，他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真心感谢上帝。“上帝赐予他一次幸福的重生”，雇佣兵彼得·黑根多夫（Peter Hagendorf）在每一篇日记之后写道。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随军带到辎重队的一个孩子之死，但是在被上帝抛弃的情况下，这样的语句能否带给他一丝安慰，则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代代相传的十分动人的救赎故事也无法回避的是，幸存者始终被理解为上帝手下留情的例外，未获得救赎的亡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这一时期儿童的最新研究初步表明，儿童在编年体史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可观，几乎始终与三十年战争如影随形。不过，这也意味着“正常”的童年根本不存在。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之下，即便是洗礼和往往紧随其后的葬礼亦颇为艰难——这是牧师和父母值得一提的一项请求。通常是死里逃生之人回首自己或子女的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明确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伯岑格牧师甚至直接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提起了这段记忆：“你米夏埃尔，一岁半，你的长姐5岁”，在他们的母亲遭到性侵的时候，他们恰恰在场。另一位牧师则扼要重述了自己的一生，“给我的孩子们特别的慰藉和陪伴”。但愿孩子们不要走他的老路，因为他一生参加过12场大型战役、无数次小战斗和75次攻城战。事实上，人们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经历过战火的儿童和战后一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创伤或有暴力倾向。两者或许都不好，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儿童兵令当代人感到震惊，但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的“辎重队男孩”（Trossbuben）和“士兵少年”（Soldatenjungen）还没有上场杀敌，只是承担擦拭武器兼战地服务的工作，而不是去危险的家族联盟护卫队打仗——随军工作至少给了儿童另一种融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年轻的牺牲品成了肇事者，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接受不到，又谈何社会化？伟大的教育家约翰·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6)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曾在海德堡（Heidelberg）和赫尔伯恩（Herborn）一带活动。打仗时，夸美纽斯转移到了帝国之外的安全地区，并在那里提出形象生动的课堂改革和学校组织改革，日后影响深远。这位《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和1632年版《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的作者在流亡途中著书立说，对德意志战争地区的教育政治状况多有述评。即使是格里美尔斯豪森也不得不在丛林中安排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隐士，这样他的战争孤儿才不会始终是纯朴无知的痴儿。布莱希特则发明了哑女（或是因战争而喑哑）卡特琳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她对人生的安排与擅长经商的大胆妈妈大相径庭，卡特琳用擂鼓报信的方法唤醒危机四伏的城市——这来自对孩子们的同情心。那么在现实中，真的没有人敲响战鼓吗？

富有预见性的文学作品可以照进现实世界。《痴儿西木传》是一部宏大的男性历险记，里边的女性只是边缘角色。不过，其中一个边缘角色却有一本专门写她的书(17)流传下来，她在书中抱怨《痴儿西木传》只有一章讲到她实在太少且讲的还都是错的，于是她自己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女流浪者库拉舍”（Landstörzerinne Courage），后来还激发了布莱希特创作戏剧的灵感。格里美尔斯豪森创作的故事仿佛在给后人使眼色，今天读来有如一本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里面的女性出场较晚，但彻底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其一，如在适用于文学创作或媒体报道的流动妓女淫秽案例中，女性完全是主体，有关她们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真实记载中的间接信息窥见一斑，即心情烦躁的居民或修道院的住客对借宿的“游手好闲之徒”惹出的“风流韵事”写下的一些总括性文字；其二，部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擅长经商的随军女贩和士兵的妻子，正如彼得·哈根多夫在他著名的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积极参加收缴战利品，并事实上跟着部队为四处漂泊的男人和孩子们操持家务。此外，还有能识文断字的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附近的玛丽亚施坦因（Mariastein）修道院院长克拉拉·施泰格尔（Clara Steiger）也写下了日记。她们的日记和男性神职人员一样，深深打上了各种战争消息和恐怖经历的烙印。

女性主要作为战争暴力的受害者而出现，这必然符合事实。把多个地区存续多年的、危及众多女性的女巫审判解释为受尽战争折磨的民众摊派罪责，这样解释是否有意义本就存疑，但也没有必要这么解释。与处决类似，追捕女巫带有暴力的时代烙印，但在战争的进程中则可退而居其次。其他受罪和送命的可能性多得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比如借宿百姓家里的士兵常常对主人家的女性实施强奸，有如带有侮辱性质的军事暴力，只有女性用惊人的极端手段进行反抗，强奸才有所减少。当时的史书读起来就好像刑事案件报告，其中充斥着对单个女性进行集体性侵、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性犯罪或者提到残缺的乳房等露骨的案例。

可靠的史学权威哈佩提供了饥荒和瘟疫灾难的情况，他记载了各种“侮辱”，其结局往往是死亡，比如仅17世纪30年代就有两打案例。其行文多用复数，如：“所有女人都被可怕地玷污了”，村子里所有被抓住的“女人”都受到了侮辱，或者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妇女和女孩都被奸污了”。如果一旁有目击者，记载常常较为详尽：妇女遭强暴后紧接着被打死，“一个可怜的10岁小姑娘被蹂躏至死”，或是一个被凌辱而死的女人立刻被“剥光衣服并扔进牲口的饮水槽”。显然，这些暴行与压榨存粮没什么干系，它与强迫性交有一定关系，或许只能被部分解释为贫困导致的社会报复——事实上，它纯粹源自对残暴的欲望。当人们开始研究历史长河中被掩盖的性多样化、殉道者故事中受尽折磨的躯体以及其他被宗教粉饰的、因暴力幻想和暴力经历而产生的性冲动等内容时，此类研究便止步不前了。正如女巫研究因破译性虐待而停止，山本威尔逊（Yamamoto-Wilson）(18)开始研究17世纪英格兰话语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今这个媒体时代对这一点尤为关注，而历史学界对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