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三位一体”

——暴力、饥荒和瘟疫


从空间上看，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人口统计学的衡量距离死者依然太过遥远，但报道者的自述却拉近了我们和死者间的距离，那些惊魂未定的文字令人心生恐惧。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自述中内含大量的灾难经历，一方面，面对可怕的细节，今人会产生窥探隐私般的凄惨之感；另一方面，当代研究中尚有诸多分歧，因而现在并不是让这些经历消失在视野中的时候。基数庞大的战争记录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危害体系的整体规模和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在日记、编年体史书和档案中，以及格里美尔斯豪森反映当时情形的文学改编以及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0)后来的文化史改写中，总能读到同样的内容。在音乐界，作曲家维瓦尔第（Vivaldi）一度饱受同行嘲讽，因为他把同一段协奏曲写了百来遍，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它不是一种空转的风格，而是指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时，（人们便会发现）该曲调持续重复并带有变化，展现了持续的战争暴力所带来的典型危害，即许多人丧命。

在编年史和教会的损失登记簿中，人们会反复碰上一种不祥的“三位一体”，从而联想到传统连祷中的请求：“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瘟疫、饥荒和战争!”上巴伐利亚安德希斯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毛鲁斯·弗里泽内格（Maurus Friesenegger）就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这一上帝的惩罚之后还紧跟着饥荒和瘟疫？他得出结论：“因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违背上帝的意愿行事，于是上帝便以牙还牙，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还击。”将苦难阐释为上帝的惩罚是帮助人们走出战争阴影的策略之一，上帝的“三位一体”似乎是用不祥的“三位一体”进行惩罚的，即悬在人们头上的死亡威胁。一本牧师登记簿记载道：“如果此时在我们的国家充斥着这样那样的悲伤、恐惧、贫困和愁苦，那是因为上帝不仅仅用战争、用敌人的刀剑，而且用瘟疫”和“大饥荒打击了我们”——这份记录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接地气点儿说，三重灾难的侵袭宣告了邦国的彻底凋敝，“因为敌人尚未屠戮的、瘟疫尚未杀死的，都被饥荒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了”。即使是行政官员哈佩（Happe）这样的世俗编年史学家，也认为“三大主要惩罚”应对巨大的死亡人数负责，早在1626年他就写道，人们“现在正不幸地遭受着战争、物价飙升和瘟疫等所有的主要惩罚”。自那以后，时不时地出现或相互关联或单独的有关三大折磨所造成的最糟糕情况的描述。其他编年史学家也感知到了这一情况。女历史学家、克鲁森斯滕的贝尼希娜（Benigna von Krusenstjern）编撰的目录列出了百余篇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自述，如果通过主题提示浏览下来，会发现任何一位时代见证者都记录了战争中所受的折磨，更多的人往往记载了全部三项，抑或是亲身经历。而整个威胁体系则是从一个灾难三角的致命尖角发展而来的。

处在所有灾难的金字塔尖的，是直接的战争暴力。这在战争中不足为奇，它对人们的身家性命和家庭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对战争全部的感知。除了这些某种程度上的常规负担外，多种极端的痛苦折磨带来了多重致命侵袭，展现出战争最恐怖的一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因弗赖塔格而扬名的上法兰克牧师马丁·伯岑格（Martin Bötzinger）的一生。一开始，他先后遭到帝国军、瑞典军洗劫，在身陷囹圄、性命攸关之际出逃后又被抓住，剥光衣服，饱受刀砍的凌虐，所幸再次逃生。当他回到自己的牧区时，碰上一座多人墓穴，里面埋葬着17位被打死的民众，其中一位死者是他的岳父，而他的岳母则被人用手枪和螺丝施刑并被画上记号，折磨致死，而他的妻子则完全靠侥幸才得以两次自救于极端的险境。事后，伯岑格写道：“1634年，怒火更甚。”为什么呢？没错，“瑞典饮料”(11)出场了。在被人粗暴地灌入粪水的过程中，他所有的牙齿被打断；此外，还被施以特殊的水刑（Wasserfolter），这位神职人员被捆着双脚在水里拉上拉下，直到将他折磨得半死。他再次死里逃生，但回家后发现，他那个教区连藏起来的最后一批豌豆都被抢光了，村民大多饿死。“残存的八九个灵魂，1636年后完全丧命或是逃走。”情况就这样往下发展，于是那里再也没有瘟疫什么事儿了。

这些疯狂的暴力行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所有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把来自纽伦堡旁小县城的罗特（Roth）的恐怖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对比后可以证明，弗赖塔格笔下的主要证人是多么地具有代表性。科恩贝格尔牧师（Pfarrer Kornberger）正是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够遭遇到的一切厄运的受害者代表。首先，他像一般人那样，失去了军队逼近时藏好的家财，包括牲口和储存的粮食。第二年，他被打得浑身青紫，“用土耳其的方法”从脚或脖子处吊起来，并且用上了旋钮战争刑具，即用旋转可致肢体残废的麻绳折磨他。后来，他逃走了，但在逃跑的路上，他的妻子被骑兵抓住，骑兵拖着她的头发穿过田地，用靴子和武器残忍地将她打伤。在继续逃难的途中，这个新教家庭在天主教地区的罅隙里暂时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最后得以在罗特接管了一个空缺的新教牧师的职位。结果好，一切就都好吗？并非如此，他最终在罗特死于瘟疫。很多人的情况并不比他好：他的邻居是一位校长，报告了自己染上瘟疫的消息；市政厅书记员(12)约翰·雅各布·菲克勒（Johann Jakob Fickler）在其妻子被鞭打致死后，自己也死于毒打；在附近的格雷丁（Greding），短短几天内就有18名市民被杀，包括市长在内。这样的情况并未停止，且蔓延到其他许多地区。肇事者是到处抢劫、来自各路军队的正规士兵，当然也有可怜的战争魔鬼，他们为生存而战，压榨勒索存粮，但很显然，接连不停的战局也释放出了人们对暴力的过剩欲望。

尽管这些报告的流传背景不太清楚，但其可信度无须怀疑，文书卷宗和档案室可以给它们作证。在某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中，极端暴行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包括名字、亲属、出生地和受害者的死亡方式，从而印证了一整套传言的真实性。比如在黑森的一个小地方，士兵们猖獗地用刑，导致6位女性和12位男性命丧黄泉。而在一份损失列表中，先是众多妇女被强奸，接着士兵们将数名男子从其外生殖器处吊起，最后将所有人拖曳致死。人们在和平时期曾目睹女巫审判等迫害行为，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暴力。但即便如此，报告中依然流露出人们对战争暴力的恐惧。法兰克地区的最新史料将其他时代的犯罪称为战争犯罪，但此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违背了准则、什么已成为战争常态。一位观察者作出了如下概括：“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用旋转麻绳、‘瑞典饮料’和夹手指的方法给被逼无奈的可怜人带来痛苦，愤怒则成了他们的帮凶。可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是正直有礼的小伙子和绅士，更别提做出侮辱妇女这样的事。”这一概括实际上颇为讽刺地宣告了对市民施加战争暴力已经成为新的行为习惯。

在死亡三角上，相比令人惊恐万分的战争暴力这一角，饥荒和瘟疫这两点似乎更严重地威胁到整个文化和社会。尤其是饥荒，它并不只是一种附加的痛苦折磨，而是战争暴力的直接后果。相关报告往往将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置于完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掠夺和压榨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食与钱